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2）

二、历史是大势，不是碎片

为证明自己关于历史的定义，贝克尔虚拟了一个普通人，并以他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为证明，阐释历史不过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由此，普通人的生活记忆也是历史，尽管贝克尔强调这只是“他自己”的历史。我们注意到，这位先生没有名字，是贝克尔强调的那个“人人”当中的任意一位。但正因为如此，这位“人人”便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替代。进而，贝克尔的命题便先天具有一般和普遍的意义。但核心问题是，这个“人人”的记忆及其获取记忆的方式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对此，还是应该通过对贝克尔文本的细读，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以真正理解贝克尔的本来用意。这个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历史如何生成。贝克尔笔下的普通先生，在一个早晨懵懂地醒来，断续记起了“昨天写字间里说过做过事情的一个景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跌落，早上十点钟举行会议，下午四点半打高尔夫球，以及被贝克尔先生称之为“其他种种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位先生在喝咖啡的时候，对一件说过和做过的事情陷入遗忘状态，他着恼于此，但并不气馁，而是翻开自己口袋中的记录本，细心考察一番，最终看到如下记载：“12月29日付史密斯煤炭账，20吨，1017.20元”。于是，“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便在他心上活跃起来”。这种活跃让他想象了一幅图画，这个图画的景象是：“自己在去年夏天到史密斯店里定了20吨煤炭，史密斯的送货车开到他家里，值钱的煤炭向地下室的窗口倾泻，冒出灰来。”⑧根据这幅图画，贝克尔先生判断，普通先生买煤的事件是一个“历史事件”，尽管没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样重要。对于普通的“人人”而言，这就是历史，历史就这样生成，并成为被考证且可信的历史。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被生动地阐释出来。

其二，历史如何考察。历史事件是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要成为历史，并为后人所了解和信任，“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对于靠不住的记忆，我们该如何面对？普通先生的脑海里连带生出另外一幅历史图画：12月29日，他到史密斯的店里去付夏天买煤的账，史密斯先生却表示疑惑和意外，他也认真核查账目，告诉普通先生，你定煤是不假，但你要的煤我这里没有，于是把定货转到勃朗的煤店，是勃朗先生给你送的煤。普通先生的记忆和想象有误。由此，他赶去勃朗的店里弄清原委。勃朗查账，证明此事为真，普通先生才正式付清本本上记载但实际去向有误的煤账。最后，在当天晚上，以收到“勃朗正式开来的炉煤20吨”的发票为节点，历史事件的记忆，或者说是记忆的历史最终成为信史。贝克尔认为，因为这位普通人“已经做了所有涉及历史研究的种种基本动作”，他检查了文件，并且“为了避免错误不得不把原文作一批判的比较”，“借以发现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数的种种事实”，因此，他可以“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贝克尔的历史观里，历史的考证与批判就是如此展开并结束的。

其三，历史如何伸张。什么是历史伸张？贝克尔既没有定义，也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他对普通先生买煤付账过程的描述看，其伸张是指，从时间的意义上说，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成为今天活动的根据，记忆把过去与当下紧密联系起来，影响并决定着未来的行动，一切历史便如克罗齐所言，成为当下“活的历史”。⑨经过这种记忆力的伸张，激活过去，决定当下，直指未来。贝克尔总结说：当付账前的所有历史考察“都已满意地做到了”，这位普通先生便准备开始记忆力“人为的伸张”。其实际载体是，“在他思想上构成一幅经过选择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图画”，也就是从史密斯那里定购煤炭，史密斯把定单转给勃朗，勃朗送煤炭到他家里的记忆的图画，这位普通先生采取了未来的行动，他能够并且也确实去付清了账单。记忆在前，行动在后，记忆决定未来，历史延续为今天的、当下的历史。“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现在的知觉和明天要说要做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这种对时间、空间的伸张，昨天说过做过的事情与当下认知、与未来行动的联系，聚集了所谓历史的全部要素，事件和记忆成为真正的、对当下有意义的历史。

以上的细读似乎有些琐碎，但十分必要，舍此无法深入辨析和理解贝克尔的历史观。据此，我们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历史是大势。什么是历史？我们认为，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普通人的日常经历，如果不能对历史过程发生影响，也不能见证历史进程，那就只能是“他自己”的历史。贝克尔设计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日常事件，此事件本身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具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意义。以时间度量，它完全是一个过去与完成时态，这就具备定义历史的基本要素。同时，它是一系列具体的人的活动，是一个具有主观意识和物质行为的实际过程，这也为定义历史提供了内容上的根据。另外，这个具体的活动以记忆的形式存留于世，由此，定义历史的要素得以圆满。贝克尔的历史定义：“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似乎无懈可击，但正因如此，我们要对这两种历史——如果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也硬要叫做历史的话——作出如下区别：我们命名前者为“大历史”、后者为“小历史”。贝克尔的问题是，他经常悄无声息地偷换概念，以后者替代前者，把小历史的存在状况和表现形态强制到大历史之上，制造错觉，混淆性质，让头脑不那么清醒的人相信，这两种历史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

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记录的是发展大势，是历史规律的探索和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所谓历史大势是指，有核心人物或人群引领、广大民众参与的重大社会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作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生存和活动状态；这些活动和状态由历史学家所记录与印证，并以此为基础，揭示或阐明其中包含的一般规律，用以指导人类或相应群体的未来活动。简而言之，历史大势由三个方向构成：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类及民族社会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的事情”，并规约为记忆，实际上歪曲了历史，起码是大历史的本意，为相对主义进而是虚无主义制造了借口，让历史成为任人驱使和奴役的婢女。

从这里说起，必然还要再作两重分析。一是普通人“说过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才能进入历史。首先，从我们对历史定义的要求看，大历史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是文本的历史、书写的历史，也就是作为确证的知识，进入人类知识系统的历史，而不是一切事实的历史、一切事件的历史。对这两者的区分，法国历史学家亨利—伊雷内·马鲁有过很好的分析。他指出，黑格尔“曾经用拉丁语来表达，把Resgestae(发生的事情)本身，从historia rerum gestarum(发生事情的历史)区分出来”。法国人亨利·科尔班则设想用Histoire和histoire加以区别，“大写的那个字代表实在，是有血有肉的人曾经生活过的过去；小写的那个字代表历史学家用艰苦的劳动，努力重新组织起来的微不足道的映象”。⑩按照这个标准，贝克尔所定义的“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实际存在的活动，是历史构成的基本要素，要上升为历史必须经过选择和锤炼，以能否影响社会历史进程、能否见证历史进程为标准，决定它是否进入历史。普通先生买煤的经历，不满足以上两类约束条件，因此，它应该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存在，但不能进入文本的历史，这个事件的发生与存在毫无历史意义。其次，从知识的意义上说，“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可以全部成为知识，并为人类或相当规模的群体所认可接受吗？贝克尔把他说的历史作为知识，或者说从知识的意义上说历史，其目的是借用知识构成的主观性和内容的流动性，来证明记忆就是历史。他的论辩方法给人错觉，以为所有可以留下的个别记忆都是历史和知识。这是对知识的扭曲和误解。个别的记忆，无论如何真实可靠，如果没有历史意义，它就不被认可为知识；无论它有何意义，如果没有经过检验被证明可靠，它也不被认可为知识。所谓知识，在马鲁看来，不是贝克尔所谓由人类主观意志所左右的、没有确定客观界限的个人记忆，而是“扎实的、真正的知识”，“历史正是以这种知识来同将会是、也同已经是关于过去的错误的或捏造的、不真实的描写相对立的”，尽管他知道这种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或许只是一种理想，但是，他坚持“历史总该是为接近于真实而作出的最严肃、最有步骤的努力的结果”，是一种“科学地构成的过去的知识”。(11)这与贝克尔的历史的知识概念，即“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12)是完全对立的，从而确定了历史知识的可靠意义。

第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而非技术的简单展开。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事实依靠各种记忆方式来保存，时间的流淌对记忆的损蚀与时俱增，不可阻挡，恰如贝克尔所言：“时间是人的敌人”，“日复一日，时光踏着渺小的脚步蠕蠕而来，而所有我们的昨天便渐渐退缩而模糊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无论何种记忆，都经过记忆人的主观选择，他的立场、价值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可靠性产生质疑是合法的人类理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上，“不论我们可以怎样去正确地确定历史‘事实’，但事实本身和我们对于事实的种种解释，以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解释的解释，跟着人类向未知的将来行进，就会有不同角度或比较不明显的看法。”(13)因此，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在考证甚至考古的意义上对细节、碎片的技术考察，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这就涉及历史研究本身的性质。历史的清白依靠事实的确定。没有事实作依据，一切推论和想象都是妄忆。历史资料的可靠是记忆得以客观化的根据。我们不否认在具体的历史考证中，万千细节的复杂交错，时间与空间中辗转传播、错记、误记以至主观故意的篡改，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常态。但是，历史事实总是在的。贝克尔自己也言之凿凿：“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14)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事实的考证无疑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贝克尔应该同意我们的观点。他关于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论说，以及对普通先生买煤付账过程历史文本细致考证的描述，就是明证。我们历来坚持，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世世代代，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庞大队伍，为揭示历史事实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巴鲁说：“我们曾经致力于证明我们的对象的存在，这是由历史学家一类的技术专家队伍进行探索的人类文化的一个部门；我们的材料出于公认的有能力的专家们的有效的实验。对于这样一种材料的真实性是不能有所怀疑的：这个历史学家的队伍，在这一方面确确实实具有一种严格的方法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始于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一直继续到，我们说，费尔南·布罗德尔。”(15)但是，现在我们的疑问是，历史研究——从它的目的和结果来说——仅仅停留于此吗？如果历史研究的意义仅停留于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将如何可能？

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细节及碎片的挖掘，也不仅仅是对事件记忆的巩固与刷新。它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如果历史仅仅是事件本身的记忆，历史学仅仅沉浸于记忆的发掘，哪怕你是专家，付出再大辛苦，历史对历史的评价将是，“这还算不上是历史”，(16)起码不是好的历史；历史对历史学家的评价将是，这不是历史学家，起码“不完全是历史学家”。对前者，历史的知识“应该凌驾于那些琐屑事件的细微末节之上……而代之以一种井井有条的看法”。不论这种井井有条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是谬误还是真理，抑或两者相互混杂，但是，这种努力总是必要的，是历史学应该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更何况它要求“这种看法显示出一些一般的线索，一些可以被理解的方向，显示出一些因果关系或目的论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含义、价值”。对后者，它的要求和愿望则是，“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一种如此琐碎、如此浮泛的影象；他想知道，他谋求知道比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一辈人所不知道和无法知道的多得多的‘底细’”。(17)这个底细不是琐碎的记忆，不是个人的技术的感受，而是大势，是线索，是意义和价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不能领悟这样做的重要意义，那么，你只能是“不完全的历史学家”，“是一些做准备工作的人或实验室里的年轻女助理员，而还不是真正的学者”。(18)在马鲁看来，历史学家不能是普通的技术工作者，就像今天我们在田野考察现场所聘用的普通工人，也不能是仅能做一些技术性工作的博士和博士后。历史研究是思想的研究，是规律的研究，是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研究。

在这个方面，不能不说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要比贝克尔高明一些。克罗齐主张历史与编年史的本质差别，“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19)柯林武德继承这个立场，强烈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主张“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它了”。(20)由此可见，柯氏是反对表面化、浮泛化、碎片化的历史表述的。他主张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去寻找现象发生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历史人物进行自己的活动并成为历史事件的思想。于是，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据此解释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又回到事实，这颇有一些循环阐释的色彩，但这种循环是经过思想论证、经过史学家反思的高级循环，是对历史现象的反思，对史学家历史研究的反思。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经过反思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相对于贝克尔把历史说成记忆，柯氏指出，记忆不是历史，起码不是历史学，直接的记忆和记忆的集合，只能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柯氏认真指出：“记忆和历史学之间的不同是，在记忆之中过去单纯是一种景观，但在历史学中它却是在现在的思想之中被重演。”(21)我们认为，柯氏不满足于历史表象的简单重述，而是努力去找到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这是应该肯定的，符合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本意。同时，我们也要追问，仅仅找到现象背后的思想动因，并因此而定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规律吗？如果仅仅停留在所谓思想史的推演上，就真的能做到柯氏所希望的那样：“当他(史学家)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要发生了”？(22)显然不能。我们一定要问：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历史发展的动力最终产生于何处？

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的、彻底的。毫无疑问，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人又是有思想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3)如果说人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思想决定了历史活动，而这个思想却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他所生活其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产物，相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人的思想依然是历史生活的表象；停止于这个表象，仍然还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动因不在思想，而在生生不息的人类物质生活之中，在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过程之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4)这个说明的逻辑顺序是，只有把人的思想归结于社会关系，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自然的历史过程才成为可能，历史才最终成为科学的历史，历史学家才能科学地“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5)应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把握历史大势、揭示历史规律的有效武器。

第三，历史如何伸张。贝克尔的“伸张”是玄妙的，但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所判断，他的历史伸张就是要表达克罗齐的一个思想，即一切活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在历史事件的记忆中消磨历史。历史研究，或者如贝克尔所说记忆历史，目的“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象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26)我们认为，一般地说，这个提法是正确的，与我们的口号“古为今用”很有一致的地方，但核心是如何来用，用的基础和根据是什么，怎样用才符合历史学理论的科学要求。对此，我们有以下两个基本判断。

其一，伸张是事实的伸张。从古至今，无数事件和事实构成实在发生的历史，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在一切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同等的作用。从时间向量上说，越久远的时间，其记忆就越淡薄，记忆扭曲与变形也越剧烈。特别是代际关系上的间隔，对历史的感觉与敏锐，因为时代不同而差别愈大；唤起历史记忆，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伸张，其障碍和阻隔与时间成指数增长。“在以世纪计算的漫长视野里，纵然最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后代人的眼里，势必无可避免地黯然褪色成为原形的苍白的复制品，因为当每个接踵而来的时代退向遥远的过去时，便要丧失其本身垣赫一时的某种重要性和以前属于它们的某种迷惑力量。”(27)从空间向量上分析，历史活动是在确定的空间中展开的。不同民族在广阔但却疏离的空间中创造自己的历史，造成各民族历史的巨大差异，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的记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叉记忆，因为差异与陌生，而对其他民族历史的感悟与理解无疑将产生深刻分歧。同时，我们承认，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并不是简单的模仿，阐释本身包含着“前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的主观立场直接决定着阐释的方向与结果，“正如普通人一样，记忆中事件的形式和意义，好象物质对象的体积和速度，将随观察者的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差异”。(28)但是，历史的伸张，必须是事实的伸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伸张，而非想象的伸张，歪曲的伸张。要把死的历史变成活的历史，要用新的历史取代旧的历史，只是而且只能是对事实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不是篡改事实。激活历史，事实是基础；事实不会说话，但历史学家说话一定要凭据事实，凭据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能由任何人去任意想象。贝克尔所主张的“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的历史”，那种所谓“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的判断，应该得到纠正。在这一点上，贝克尔本人的理论诉求，与他实际操用的历史方法是完全矛盾的。在他看来，普通先生要解决买煤付账的问题，是很实际、很物质的历史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普通先生要核对自己的记录，店家要核对账本，真金白银交付店主，最后落实在付款收据的实在到位。这个历史活动和考证的过程，是事实和幻想的混合物吗？是对真实事件的神秘附会吗？显然不是。普通先生买煤付账的历史伸张，是事实的伸张。

其二，伸张是规律的伸张。对此，贝克尔以及20世纪西方主流学派都是悲观的。在主席致辞中，贝克尔没有更明确地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他的历史定义已经表明，作为一种记忆以及对记忆的伸张，本身就否定了历史规律性的存在。从他认为“我们应该作为一种对我们的解救，来抛弃无所不知，来承认每一代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都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凭本身被限制的经验，去了解过去和预估将来”，也明确透析了他对历史规律的否定立场。尤其是他讽刺说“时间的流逝对‘永久贡献’和那种放诸天下而皆准的哲学说来，是不幸的”，(29)其内心主张已经是坚定不移了。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代表性的是波普尔的观点。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从多个方面论述他对历史规律的存在以及科学探索的否定态度，被看作西方当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代表。但是，无论怎样否定地消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有”的，是“在”的，科学的历史预见被实践反复证明。这种历史观的分野，从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何以可能，以及其他同层次的原点问题开始，不仅历史唯物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错误历史观做出了鲜明的批判，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就是20世纪西方历史理论发展中，对此也有诸多不同观点，呈现深刻的对立与分歧。

沃尔什的学说就是一个典型。尽管他突出地强调，“历史学家至少在表面上一点也不关心预言”，因为“历史学家思想的全部定向都与科学家的不同，不同在于历史学家首先是关怀着过去所个别地发生的事，而科学家的目的则是要总结出普遍规律”。但是，他又提出，“对一个国家或一种运动进行历史的研究，就会确实使我们处于一种更好的地位可以预测它的未来”。对此，他生动地加以补充：“比如说，一个对德国历史了解得很多的人，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对德国历史全然无知的人更有条件谈论德国在将来大概会是怎样发展。”由此，他作出判断，“历史学家也许不是预言家。但是他们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他一方面明确，“至少并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是把要获得那种真理作为他的主要目标的”，但又认为汤因比是一个例外，指出：“汤因比不只是把所有的历史都作为他的领域，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探索从过去伸展到未来，而且扬言要宣告‘西方文明的前景’”。(30)美国历史学家J.W.汤普森也说：“除了至今还遵守‘作家的目的在于记述而不在于裁决’这句古代格言的狭隘学派的历史家以外，一般人都同意历史家的崇高职责就是阐明问题。”(31)这些都很清楚地证明，无论历史学家怎样设计自己的目标，无论他们怎样地怀疑和否定史学认知的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客观历史而言，它的自然历史进程，是被其自身所塑造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研究本身自然蕴含着对规律的探索及对未来的预言，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一点是逃也逃不掉的。尽管贝克尔本人苦苦挣扎，但他还是要承认，“换言之，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不论发生于我们贴近的昨天抑或人类久远的过去)，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象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32)这里的“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是什么？这里的“借镜于”“已做和希望去做的”又是什么？似乎不需要再去纠缠他对这个问题的话语辩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