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3）

三、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

历史阐释中的强制阐释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当下更加盛行，几乎成为历史阐释中的恶疾。我们的分析说明，将历史视为“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其要害就是为任何人及任何意图阐释历史提供了借口。因为想象可以虚构，可以“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将历史看作“记忆力的一种人为伸张”，“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历史就可以根据个人记忆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历史，以主体的经验为基点随意搭配和解释历史，历史阐释完全为阐释者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历史记忆和知识成为意志的证明。至于在技术或者说叙事技巧上，将历史看作故事并“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为了这个意义，阐释者将所有艺术手段统统调用起来，任意编造故事，迎合及实现阐释者的完美企图。总而言之，一如贝克尔所说：“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像普通先生非正式形成的历史一样，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如此，历史的客观性被完全消解，主观的、想象的、意志的历史，将“历史的历史……成为‘新历史’的一部记载”，(33)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历史事实和规律，并不完全甚至是基本不符合诸多阐释者的愿望和企图，史学研究中的强制阐释就成为必然。由此，我们展开以下讨论。

第一，强制阐释的概念说明。其核心要点是：背离历史事实，颠覆事实基准，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阐释。所谓“背离历史事实”是指，阐释者对历史的阐释离开了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做事实意义以外的话语发挥，这些话语可以离开事实而独立存在，无须依赖事实而发生。历史事实只是阐释者实现阐释意图的借口和脚注。所谓“颠覆事实基准”是指，阐释者对已达成的历史共识以背向阐释，这些阐释，是政治的、哲学的、种族的、个体的意志诉求，刻意背离人类及民族长期锻造的共同价值。所谓“前置立场”是指，阐释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设定，阐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的研究与探索，而是要表达和证明立场，且常常是非历史的立场。其思维路线是，在展开阐释以前，阐释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并依据立场确定阐释标准，从事实择取到结论认证，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事实服从立场，而非立场服从事实。所谓“前置模式”是指，阐释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或方法框定事实，以为模式和模板可以冲压一切历史，并据此作出理论上的指认。理论和阐释不再是对历史的说明和理解，而是历史对理论和阐释的证明。所谓“前置结论”是指，历史阐释的结论产生于阐释之前，阐释的最终判断不是在对历史事实的实际分析和逻辑推演之后产生，而是在切入历史事实之前就已确定。阐释不是为了认识和澄清历史，而是为了指证和伸张结论。阐释只是按图索骥，为证实结论寻找根据。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仅以汤因比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为例。

众所周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文明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是有其确定模式的。这个模式是他建立庞大历史文明研究体系的核心。首先，他将全部人类文明划分为26个模式，提出在每个文明内部，都具有相同的演变阶段。他认为，任何文明在实现从兴起到灭亡的全部过程中，都有三个因素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作为旧社会最后阶段的一个统一国家；在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而转过来又发展了新社会的一个教会；以及一个蛮族英雄时代的混乱入侵”。在这三个因素中，教会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在文明和国家发展与衰落的三个阶段中，“教会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汤因比最终没有逃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顽固地坚持，他所说的历史上曾经生存和发展的26种文明中，“只有一个——西方文明——现在也许还活着，而其余的则不是全死就是半死”，中国的文明就是其中的一种。尽管事实上，他看到了许多与他的理论完全相悖的事实，譬如，“有许多文明，如果根据他的说法，早就该死掉了，可是在它们已经衰落以后，又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它们今天还活着，甚至还活得很有力量”。为解决这个问题，汤氏就创造了一个文明“僵化”的理论，用以缝补其漏洞百出的僵化理论。他以希腊城邦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为根据，说明他理论的正确，并将它作为一种基本模式，普适于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文明与国家。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这样解读中国历史：其一，中国古代文明是26种文明中的一种；其二，这个文明“从公元九世纪起就处于僵化的状态中，一直到今天”；其三，大乘佛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一教会”，是“今日远东社会的蛹体”，其作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会，并且，只有大乘佛教才是破解“古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钥匙。(34)很明显，汤因比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是荒谬的。从根本方法上看，对26种文明模式的分类，柯林武德的批评是：“他的整个规划实际上是一个精心安排并贴上标签的鸽子笼规划，好把现成的历史事实纳入其中。”(35)对中国文明从唐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虽然历尽苦难和艰辛，中国古老文明仍在创造和前进着，康乾盛世就是明证。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生动活跃的光辉篇章。中华文明并没有像他预言的那样继续僵化和衰亡下去。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使古老中国焕发蓬勃青春，创造着美好未来。至于所谓大乘佛教说，汤氏硬把中国战国时期这一所谓母体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的大乘佛教“创造”出来，并将其拼凑到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历史当中，以大乘佛教作为考察中国历史演变的主导线索，就更加荒诞不经。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哪一种宗教曾建立起什么大一统的教会，不曾发生过像西罗马帝国灭亡那样的历史事件，也不曾有过被视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36)还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乘佛教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曾战胜儒、道，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37)在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中，大乘佛教不可能发挥像基督教那样的作用。汤因比的文明论学说，被美国学者索罗金判为“原罪”，这个罪过在于，“那座巨大的建筑物建筑在比所谓一片散沙还不如的基础上”。(38)

我们认为，汤因比的错误，不仅是在他基本理论的疏漏上，任何理论都可能有所疏漏，更要害、更根本的是他的阐释立场和方法上的错误。我们可以赞成，古希腊文明和城邦国家的兴衰，抑或符合他的文明理论；西欧早期国家的演变与发展抑或也可作如此分析。但是，任何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用既定的理论模式普遍冲压全部历史，并企图让历史服从和认证理论，就一定要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汤因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是有前置立场和模式的，这个立场和模式在他分析和阐释中国历史发展事实之前就已经确定。正是在这个立场推动下，他以僵化的模式僵化地裁剪历史，让历史服从理论。在他的阐释框架中，理论是刚性的，历史不符合理论，就一定要修正历史，而非修正理论；为证明理论的正确，可以歪曲以至虚拟历史，将历史强制于理论框架之中。对此，在历史研究、且不仅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理解和宽宥研究者理论上的疏漏与缺陷，但是，对研究者所操作的强制阐释的方式却很难接受。特别是在事实与理论相悖的情况下，不是勇敢地修正理论，让理论服从事实，而是虚妄地修正历史，以至有目的地篡改历史，让历史符合前置的立场和理论。所谓阐释的结论不是生于阐释完成之后，而是生于阐释之前，贯彻于阐释之中，让事实服从结论，证明结论。对此，英国历史哲学家W.H.沃尔什说：“他(汤因比)对于具体的历史形势细节的解说，也常常得不到这些领域内的专家们的赞许，人们常常说他或多或少是在歪曲事实来适应他的理论”，(39)也可谓一语中的。以此例为证，我们对强制阐释概念的定义，应该是清晰和精准的。

第二，强制阐释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根源，是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在讨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强制阐释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出，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场外征用”，即文学场外的非文学理论的征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走向和格局。一方面我们强调了“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40)另一方面，我们也辨识和分析，所谓“场外理论”的强暴征用对文学理论的扭曲和伤害。同时，我们看到，同类问题在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费弗尔提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41)以全部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疑问，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地，推动历史学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无可避免的是，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对历史本体的研究，特别是无限制地征用场外理论，简单粗暴地强制阐释历史，也给历史学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历史心理学的兴衰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历史人物作科学的心理分析，判断和度量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其历史行为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这已经包含了肯定心理作用的倾向。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企图以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他坚持说，‘历史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应用心理学。因此，要想得到对历史的真正解释，我们必须指望理论心理学给我们线索’。”(42)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及其弟子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称霸各方，历史心理学的兴起和泛滥就是必然。“1970年以后，心理历史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时髦集中表现为“强调个别人物的行为和决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43)把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趋势，定点于个别人物的心理素质和倾向上，历史的研究必然滑向谬误。譬如，有人用心理分析方法，重新认识希特勒，分析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心理原因及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战争根源、把法西斯的反人类罪行聚焦于希特勒的个人心理，甚至为希特勒的罪行辩护制造了借口，得出背离人类共识的结论。很明显，如此反历史的历史研究，不可能为学界所认同，更不能为人类的道义和共识所认同。此类所谓心理历史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时髦，到80年代就迅速衰败，前后不过10年时间，其中原委可见一斑。有人认为，这个方法的主观随意性明显，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相比较，可靠性较低。德韦勒说：“简言之，对历史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历史科学的进步，除非是将其用于分析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事实。”(44)也有人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说到底是一种个体分析，是用某个或某些人的心理活动来解释历史运动，其“重大的危险是不顾场合地使用心理学的普遍概念——例如自卑情结、抑制、下意识、内倾——作为解释历史的原理”。(45)如此这般“不顾宏观模式、只靠微观数据而得出的误导性结论”，(46)就是用碎片化的个体分析取代整体化的历史运动，其偏执和狭隘在所难免。

借助心理学方法扩大历史理解的视野和范围是合理的，但是，企图以此重新解释全部历史，颠覆已被实践证明的历史共识，不是科学的态度。历史计量学派的得失也可以证明，盲目征用场外理论，简单搬弄数学与统计方法重新解释历史，同样难有前途。

比如对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评价，无论这场战争有多少缺点，无论它造成多少损失，有些甚至是不必要的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历史对它的评价总体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其历史进步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内战的胜利最重要的还是千百万黑人奴隶的胜利，其艰难困境本身就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诞生了亚伯拉罕·林肯划时代的《奴隶解放宣言》，以及随后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规定彻底废除蓄奴制。战争鼓励千百万奴隶真正解放自己，抛弃主人，求助联邦阵线——甚至参加联邦军。虽然自由奴隶的前景还不容乐观，但350万曾经为奴的男女在战后变成了自由人”。(47)美国历史上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因为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因为成功领导南北战争夺得胜利，马克思曾亲自执笔发出贺信给予赞扬：“如果抵抗奴隶主势力是你第一次当选的谨慎的口号，那末，你再度当选的胜利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奴隶制度。”(48)

然而，历史过去了近二百年，从A.康拉德和J.梅依尔1958年发表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一文，(49)到1974年该学派的两位权威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所写的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历史计量学派”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研究上做了不少文章，但是，又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呢？“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那些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种植园主所维持的非理性制度”；“当南北战争到来之际，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平均意义上说，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50)如此数量分析和定性判断，尽管研究者打着反对种族主义、为黑人奴隶填补历史文化空白的旗号，而且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南北战争后黑人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史实，但实质上，对南北战争的历史定论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判断。按照这个数量分析，读者自然会想到南北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北方对南方的胜利是一种倒退，起码是经济上的倒退，奴隶制不应该被废除，因为奴隶制似乎是相对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不仅这个历史判断是错误的，而且这种计量分析方法也很难说是科学的、有前途的。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特，一位历史计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在自己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门论著中指出：“确有那么一些质量不高的计量历史，其中的证据被强迫划入各种事先就决定的类别，另外，所使用的假设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51)

何止是“质量不高的计量历史”，问题的要害是，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一定的限度规约。解决一个场外理论学科化的问题，需要把场外理论熔炼为本学科的实际方法，与学科精神和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科学精神指导下，正确运用经过改造和炼化的理论开展学科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和模仿。“我们要加倍小心，一个学科借用与之邻近的学科的一种概念是正常的(例如生物学，当它研究关于冰川期植物或动物在某一个已知的原野中分布的情况时，就喜欢相应地谈论‘历史’现象)，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把某一个经验领域所构成的概念应用到不同的经验领域里去，整个科学概念会逐渐失去它的有效性，而这种新的应用，也只有一种类比的性质，所以是有限度的。”(52)这是马鲁20世纪中期说过的话，至今仍然可以给人警醒。

第三，以文学想象和虚构取代历史实际，以文学叙事代替历史描述，以个体云集的文学话语强制历史。有两个有关南北战争的文学文本值得一提。一个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深刻表达了自己对南北战争的理解和认识。她站在南方奴隶主阶级立场，通过众多人物的命运纠缠，描写一个对“北方佬”无比仇恨、对南方奴隶制度无比留恋的乱世佳人的奋斗，表达她的历史观、价值观。小说的文学性极浓，历史性很强，诸多细节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飘》的发行量甚高，多种语言的文本产生了世界影响。另一个文本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士兵、新闻记者出身的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著名短篇《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53)作者站在北方资产阶级立场，表达他对战争的理解和认识。他写出一对父子，因为理念和价值观不同，参加了相互对立的军队。在战场上，儿子击倒了父亲。开枪的刹那间，尽管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但是，脑海中升起父亲的教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做你认为你的职责要你做的事情(Whataver may occur,do what you conceive to be your duty)。(54)于是，他扣动扳机，父亲应声坠下悬崖。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史定论，这是两部堪为经典的作品，在美国家喻户晓。但是，能不能依据这两个想象与虚构的文学文本，对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出历史学意义上的判断和结论？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前者，尽管我们高度肯定文本的艺术价值，但不赞成她通过想象和虚构所表达的历史观念。她对南北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符合近代以来人类进步的主流共识。她对人类共识的反叛和颠覆是大胆的，但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大胆，就随声附和肯定她。历史是不可以歪曲和亵渎的。对于后者，我们赞成作者的历史观点，赞成他对南北战争的正确认识和评价。但是，我们依旧不能视它为可靠的历史文本，也不能据此对南北战争的历史作出新的判断。因为它是文学，是虚构，是想象，是审美，而非考据和论证。中国学者有如此评论：“《空中骑士》用诗一般的描写，通过一家父子的生死决斗表达了美国内战是怎样一种新时代消灭旧时代的战争。”(55)这是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文学批评，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此文本可以让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美国价值观有新的认知，但对战争本身的历史细节的挖掘，对战争历史意义的思索，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回到贝克尔，看他会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对此，贝克尔有多重表达。

其一，对于所谓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他认为：“仿佛具有一位创作艺术家的自由；他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的历史，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56)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文学家对历史的认知可以视为普通人了。玛格丽特以她艺术家的自由，在她的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她个人经验的一种伸张的历史”，其表达形式和载体就是小说《飘》，作为历史学家的女儿，对于历史研究的爱好，这个表达当然“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这完全符合贝克尔对历史研究的定义，但是，贝克尔先生会认可玛格丽特的小说是严肃科学的历史文本吗？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中，幻想和虚构更上层楼，儿子扣动扳机，父亲骑坐在马上凭空飘落而下，有人评论：“这个镜头集中而短促，然而作者却给了它足够的意义”，一个“庄严而惹人注目的骑士塑像”，“代表了即将为北军消灭的南方的‘骑士时代’；而儿子是通过步枪的瞄准器里看到这景象的，又说明这是一场同‘骑士时代’的讲规矩、讲礼节的比武截然不同的新的、现代性质的战争”。(57)这是不是已经符合贝克尔的要求，应该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然而，贝克尔能不能认可这是“最能适合他的利益的或最有希望满足他的情绪的”历史文本？

其二，贝克尔说：“历史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58)那么历史到底要以什么为最终目标？不是事实，不是真实，不是主观认识与客观的统一，而是审美，是审美口味的诉求与一致。如果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审美，我们来看美学批评的视角：“景物描写适应主题。父亲的形象是被儿子和其他人从下面看到的，以天空壮丽的云彩为背景，显得特别高大、突出，而他飘扬着长发骑马朝着峡谷凌空奔驰的一景，更是赋予他以一种古典的、浪漫的气氛。相形之下，联邦军官兵的言谈举止则是随便的、平凡的、无诗意的，然而他们是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新时代。”(59)从艺术批评的标准说，这个批评是优秀的。以文本的叙事分析为凭借，为小说建构了难为常人所领会的深层意义，对文本所具有的政治与历史意义以美学观照，不是事实，不是真实，但是审美，是艺术家审美诉求的意象展开，应该符合贝克尔的历史研究规范和希冀。但是，史学界会不会认可《空中骑士》是严肃的历史学文本？

其三，贝克尔祈祷：作为都是他自己历史学家的人人，“都能十分单独地生活在毫无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从而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贝克尔又认为：“我们也就是那辈古代受人尊敬的部落的先知，也就是弹唱诗人、讲故事的人和梨园子弟，也就是星相巫卜和僧侣祭司——这些历代托付他们流传有用的神话的人。”(60)以上两个文学文本的作者，都是“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而且也真正“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这个假象世界看起来那么真实，从微观细节上证明着历史；他们也真正是“讲故事的人”，骑士从天空中落下，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这位神话般的骑士和情景，由贝克尔的标准和渴望判断，这应该是优秀的历史想象了。然而，现实理论过程中，哪个学科的研究者会把这一切当作历史文本来对待和处理？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说：这是小说，不是历史。文本的书写者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

这一切应该如何评价和判断？马鲁说：“我们不要太过草率地把历史学家同剧作家或小说家相比，因为历史学家应该始终令人满意地强调这种可理解性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可以在人类的过去的‘真实’中找到其根据的。”(61)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回答。以想象和虚构制造历史，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强制阐释，必须予以清醒辨析。我们要区别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前者是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历史事实的表述，在中国古代有《史记》，在西方古代有《历史》。司马迁不是游吟诗人，希罗多德不是僧侣祭司，而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是历史的真实记事。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