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元璋的考题联想到法纪的公信力

《明史·杂俎》记，一天早朝，朱元璋给臣下出了一道考题：“天下何人最快乐”？群臣各抒己见，发言热烈。一位叫万钢的老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畏法度者最快乐。”朱元璋听了龙心大悦，当即给了个大点赞：“甚独！”

“畏法度者”即守法者。应当说，朱元璋的这道考题，用在当今崇尚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下，不失教化意义。守法，必不肯做违法乱纪之事，自然也就不必整天担心吊胆，害怕听见警车叫，害怕见到纪委和警察，害怕会上被带走，更无坐班房、掉脑袋之虞。当官的没有了这些心事，自然会活得坦荡、拥有自由，这的确是一种快乐。

然而，放在封建专制的“家天下”，这等解读并无实用价值。盖因皇权专制，朕意即是法，朕意大于法。所谓“畏法度”，本质上就是合朕意。合朕意，有官做有快乐；不合朕意，摘你乌纱要你性命。“法度”实际上是“朕”手里的一根橡皮筋——维护朕意抻得很长，约束朕意则缩得很短。因而，“法度”再精妙再严密，遭遇皇权也只能是银样蜡头枪，遑论公信力。

就说这朱家王朝吧。明代大才子、翰林大学士解缙，曾担任总编纂，领导三千多文人以三年时间完成了三亿七千多万字的《永乐大典》，并侍奉过三代皇上，即使没有功劳也有大大的苦劳，朱元璋曾亲口对解缙说：“朕与你义如君臣，恩犹父子，你对我有什么谏言应当言无不尽才是啊！”这解缙拿着棒槌当了针（真），傻呵呵地上了万言书，历数朱元璋政令多变，一发火就除根剪蔓滥杀，致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计、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并献上《太平十策》，结果惹得朱元璋老大不高兴，不久便被罢了官。虽然八年后建文帝时解缙又出仕，朱棣夺了侄儿皇位迁都到北京，也得到重用，但最终无辜被下了大狱，47岁时被用酒灌醉，扒光衣服，拖到雪地里，活活冻死了。这哪有什么“守法度”可言？

比解缙更倒楣的，还有负责参修《大明日历》的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闲中今古录》记，朱元璋刚坐龙墩时，这徐教授为取悦龙颜上一《贺表》，内有这样几句亮点：“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字里行间，充盈着溢美吹捧之词。呈上后，美滋滋地期待着“沐浴皇恩”。焉知，这位曾经做过和尚，一度为“出身寒微”而苦恼过的洪武皇帝，阅后竟大发雷霆：“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当即命人推出去斩了。可怜个徐教授，原本想唱唱赞歌，讨个欢喜，万没料到，竟因此掉了脑袋。或许，他至死也不明白到底犯了啥“法度”。

至于当初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一大帮老朋友，如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叶升、冯胜、宋濂、傅友德等等，几乎全被斩尽杀绝。他们所犯的所谓“法度”，说白了不过是“将来有可能”危及朱家天下的“欲加之罪”。这一条，正史无记载，野史却代有人传，说太子朱标曾进谏：“父皇您杀大臣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和气。”为了直观向皇储传递主旨，朱元璋将一根荆杖扔在地上让他去捡。面对长满刺的荆杖，朱标感觉很为难。老爸因势利导：“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打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福啊！”这里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谓的“畏法度者最快乐”考试，不过是一次作秀而已。出尔反尔的破坏法度，即使守法教育言之凿凿，人们也不会相信，“热烈发言”只是顺毛抚摸一下“皇意”罢了。

按说，皇帝本应是法纪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而皇权专制的本质所决定，他正是也必然是法纪的破坏者。因为法规制度具有公约性，好的法纪应当是刚性的无私贷的。也就是说，无论品行好的、德行差的，都难越界；不管温和的人物，强势的角色，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难以破坏和超越。这恰恰与皇权专制相对撞。封建“家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士莫非王臣”，皇帝是公共资源的唯一把控者，想给谁就给谁，想给什么就给什么，什么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有人得了好处，就会把它看作是皇帝的恩典，死心塌地地为皇帝服务。这种政治生态下，皇帝压根儿就不会喜欢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法度。他嘴里的“守法度”，不过是一种统治的“障眼术”。中国皇权专制之所以顽固几千年，原因虽然很多，但这一条无疑是最要害的。

明鉴于此，再看一看现实中一些严肃的制度规范，这些年来大都从那些握有相当权力的领导干部那里开始被侵蚀、破坏的事实，我们今天强调法纪的严肃性和公信力，落实看点必须放在领导干部当推动者、带头人上。否则，再严密的制度之网也兜不住坚持之底。朱明王朝亡于烈烈腐败，可为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