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敦煌古藏文研究

由于我从事藏文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两期藏文研究班）的无声催促和实际的需要，我便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究上，而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一）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二）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三）从新疆、青海等地地下发掘的简牍文字。

我以极大的兴趣去钻研敦煌写卷。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最出名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上。1940年在巴黎出版的Documents de Toung-houang Relatifs a L’histtoire Du Tibet（Paris，1940）是法国巴黎大学藏文教授巴考（J.Bacot，1873—1965，他是于道泉教授的老师）、杜散（Ch.Toussan）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F.W.Thomas，1877—1956）三人通力合作的一本最重要的古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翻译和解读。此书是利用巴考、拉露、托马斯和杜散几位精选的法藏和英藏的敦煌藏文写卷编成的，虽然在二次大战最严重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人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这本书。于道泉先生鼓励我在这方面努力，并把他从海外携来的原本交于我，谆谆嘱咐用心研读。在当时我无法看到原卷，只好把上述书中转写的藏文一一还原（为藏文），再逐字逐句去揣摩，参考他们提供的译文。十分感谢马雍兄，当他知道我在研究这一本书时，便把他从法文译出的汉文底稿交给我，使我得到很好的参考。马雍兄是最勤奋的中亚学家之一，孜孜不倦，积劳成疾，1985年英年早逝，令人慨叹，学术之不幸也。

1979年，青海民族学院教材科在藏文教师王青山同志的推荐下，大胆地把我抄在练习本上的藏文原文和汉文译文排印成册，供有关的同行参考。这可说是这本书的最早版本。1980年，陈践同志参加进来，协助我改进了译文，增加了注释、考证之后，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定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还敦请闻宥教授题签了书名。闻老苍劲古朴的书法，雄浑而有生气，使人见了顿觉思想萌动，精神为之一爽。此后，我编著的《吐蕃金石录》（1982年版）和《吐蕃简牍综录》（1986年版，也与陈践同志合作），都敦请闻老手书题签。闻老已于1985年驾鹤而去，他老先生遗留下来的手泽历历在目，人亡琴在，令人泫然。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后，受到藏学界同行的热情关注，初版三千册很快售罄。我又得到去巴黎和伦敦两地图书馆调阅藏文原卷的机会，校正了若干由于转写和还原过程中的舛错，乃改订了原书，附上了原卷的照片，1992年重新出版了增订本，与《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二书一致，成为三本一套的吐蕃文献丛书。与此同时，我发表了《吐蕃文献学导论》一文，对古藏文的特点、文献情况等做了力所能及的较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参照了国内外时贤的论点，我把藏语发展分为五个时期：

一、上古时期，或称原始藏语时期。为公元6世纪以前藏语的统称，目前并无文献及实物资料可证，仅能从古代宗教本教（Bon）的传统、仪轨、咒词中，以及嘉戎、安多方言中发现若干古语古词。

二、中古时期，或称吐蕃时期。时间为公元7世纪至10世纪之间。因为有了文字，有若干著作和翻译作品可资印证。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 吐蕃时期的金石铭刻和竹木简牍这三大类文献，再加上许多早期译出的佛典，可作为中古藏语的最基本、最可靠的凭证。我曾集中搞过这方面的研究。

三、近古时期。吐蕃王朝崩溃，各地豪强势力割据称雄，同时教派林立，众说蜂起，各地方势力拥有自己的学者，或著书立说，或翻译佛经，或托古埋葬文献。因之语言中新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但旧有的古语古词的影响尚未泯灭，新旧并存，十分活泼清新，是这一时期语言的特点。

四、近代时期。13世纪以来，元王朝与西藏领袖人物合作，完成了西藏地方纳入祖国版图的重要步骤，以后的明清两代逐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政令统一，教派活动也逐渐规范，学者们写出大量著作。而且藏文《大藏经》的结集、雕版流通，都是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繁荣，戏剧、传记文学、历史和哲学乃至全集等一批语言大师的著作问世。

五、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都卷入了时代的激流，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方也不例外。清王朝被推翻，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战火绵延，政治动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藏语文迅速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报纸及其他各类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从电影和广播事业的发展更可看曲语言的变化非常明显。新词术语大量增加，新的表现方法不断涌现，修辞更加讲究，文法更加严密和规范。

以上的语言历史分期是我个人构想的一个框架。而方言的歧异也往往就是历史的反映，我曾以一篇论文《藏语mig（目）字古读考》（1984年）来表明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我认为代表最古老藏语特点的是嘉戎方言，其次是安多方言，再次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尤其是拉萨话）是发展最快、距离古代藏语最远的方言，然而它正代表了藏语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至于敦煌藏文写卷，则是记录最古老的藏语实况的资料，十分可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又写了《吐蕃文献学概述》一文，加以阐明。同时与陈践同志合作解读了大约50个藏文写卷，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吐蕃的兵制》《吐蕃的法制》和《吐蕃的官制》三篇论文。《吐蕃仪礼问答卷》和《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的解读和译文都曾引起了同仁的兴趣。后来，我们把这些资料结集为《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出版（1987年）。

以上是我学习、研讨藏语文的简要回顾。

（据《我与藏学》，载《王尧藏学文集》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