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7)

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7)

摘要: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立国要有道统,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统。

四 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也更加成熟,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到了2016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更高水平。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又与俄罗斯合作呢?因为这时的俄罗斯没有扩张性,这与1972年中国与扩张能力下降、开始收缩战线的美国合作的道理一样。1972年中美握手,1992年苏联解体,2016年英国脱欧和中俄联手,在所有这些大变局中,中国坚持道路自信,成功地化险为夷并获得巨大发展。

2016年是世界发生大转折的一年。其特点一方面是欧亚大陆的“两翼”即英国和美国都在与大陆脱离:一边是英国脱欧,另一边是美国退出TPP;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边缘国家都在向俄罗斯和中国汇拢。

2016年6月,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俄国发表《中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元首“高度重视维护国际和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29]。

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白俄罗斯明斯克会谈,会议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由北约另外两个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与俄罗斯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其欧洲的事由欧洲人作主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最好火并。德国和法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甚至英国合作。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在这里,2015年11月24日,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被土耳其F-16军机击落坠毁,两国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可事后不到一年即2016年8月9日,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恢复高层对话机制、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一致。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自俄罗斯首次利用伊朗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同时也被认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伊俄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两国从现在起将分享资源,共同打击恐怖主义。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第16次会议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印巴两国签署了《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即远东地区,与土耳其相似,2016年7月,菲律宾一些人还在热衷所谓“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可到10月,菲律宾就出现180度大转弯,菲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实现中菲元首会谈,中菲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了中菲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新闻、质检、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同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新闻声明》,两国重签《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科工局与马来西亚国防部签署《关于共同开发建造马海军滨海任务舰合作框架协议》。《华盛顿邮报》称:“紧跟杜特尔特,马来西亚是第二个转向中国的东南亚国家。”

世界大势发生的上述变化,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阵营”的形势“否定之否定”,当时两个阵营都非常强大。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向海洋国家英美阵营靠拢。21世纪始,美国开始衰落,英国决定脱欧,欧亚大陆边缘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国家汇聚。在这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眩的历史剧变中,中国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

列宁在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共产党人“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30],“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便能顺利解决任务,过渡到下一个环节”[31]。在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发展的每一次激流险滩中,中国都准确地找到并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列宁接着说:“至于下一环节,它正闪着特别的光辉,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令人向往。”[32]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下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 世界治理体系需要中国方案

世界的关注点曾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开始向东方回归。越反越恐的世界形势表明,美国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治理世界的方案是失败的,需要新的方案替代。

中国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苏、美三大国博弈中最后胜出的结局,向世界传达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世界的关注点开始从美国移向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与苏联和美国发展比较中受到世界的青睐。中国何以在战后半个世纪中精彩迭出,获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世界开始兴起新的“文艺复兴”,人们不是从地中海的古希腊而是从太阳升起的东方认识中国传统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其中闪烁着东方智慧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人们试着用东方的世界观重新认识和治理世界。现在中国又适时地通过“一带一路”向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以及东方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世界观。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参与世界事务的世界观,而中国人民的世界观又是对近代反殖反帝的经验总结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援外方式上,中国要有所创新。

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济援助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Rashid Kawawa)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33]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34]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35]。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36]。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中国坚持友谊第一而非市场的方式援建了坦赞铁路,中国技术人员进入非洲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大国沙文主义,与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实践将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37]的国际主义理念及其治理世界的方案留在非洲,留给非洲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先于2013年3月24日访问坦桑尼亚,并于第二天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中国专家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方人员,缅怀中坦赞三国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传统情谊。3月25日上午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讲演中,习主席说: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你们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我们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对方。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38]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39]。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人20世纪60年代坦赞铁路实践及其理念在新时期的延伸。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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