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8） − 经典明析 − 博古通今 − 文化博览 − 宣讲家网

摘要：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立国要有道统，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统。

也许有人认为，在商言商，没有利润，我们是不是亏了。这样说是短视的。通过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中国人民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结晶。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40]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在2016年7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支持我们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兄弟国家，支持还是无私的。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41]。我们不走对外扩张道路，而是讲正确的义利观，讲物通、心通、人通，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世界观，。

欧洲人按照西方资本扩张的模式很难准确理解“一带一路”。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生命力，我们不会急于让西方世界认同我们的道路并接受我们提供的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但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历史提出重大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旧有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在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这一点：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42]

世界的出路何在呢？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相似，为了解决西方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东方。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到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43]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大同”的理念相结合，为解决当代世界危机提供了新的认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便为世界提供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衰落反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今天美国的衰落再次给世界提供了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已赋予中国共产党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己。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包含了其应有之意。“四个全面”关键就在“全面”：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这叫创新；社会管理从而世界治理不能片面化，这叫协调；自然环境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叫绿色；社会不能两极分化，这叫共享；我们是在继承了资本主义提供了生产力的基础上前进的，不驾驭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是要僵化不前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其最终目的是向着共产主义不断创新。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4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体”即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既是“共享”概念的延伸，也是毛泽东“环球同此凉热”的思想的当代表述。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六余论：需要回应的三个问题

当然，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的“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回应。

第一，如何看待“文明的冲突”？

我们现在也谈全球化，更多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并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新的尝试和新的实践。在这方面要做两手准备。其间出现阻力，甚至暂时的逆转，那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辩证法，反者道之动，阻力即动力，排斥即融合，否定即肯定。文明是在抵抗中产生的。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其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45]

同样，西方人也曾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所以，对历史上的文明的突冲要辩证地看。世界一路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而是充满冲突。我们要用新的世界观来诠释“一带一路”，要让世界认识到文明传播还会有更好的路径选择，并非只是冲突一途，我们不否定冲突，但不会强化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以中国智慧，既直面冲突、又善于化解冲突，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46]修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中国运用这个思想将新中国的形象深深地印在非洲人民记忆中，今天这个思想对于我们走向世界、构建“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

第二，如何化解“一带一路”可能产生的海外矛盾？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走向世界，很多经验还不具备，所以解决世界矛盾的问题的方法需要在新的实践过程中摸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向世界，中国离失败就不远了。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走向世界扩张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对外扩张，而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展示中国的世界观。“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国际矛盾方法的过程。

第三，“一带一路”如何体现共产党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今天我们说的“和”文化，是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今天节制资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是单纯的“和文化”，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消灭资本是不现实的，共产党就必须学会驾驭和节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共产主义是从生产关系革命开始的，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和谐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原因。“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47]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主义世界。

[1]《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 .

[2]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3][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页。

[4]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5]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6] “国不堪贰，君将如之何？”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3页。

[9]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0] 周晶：《透析美元45年沉浮周期》，http://www.fsfund.com/news/2015/02/05/100935/1.shtml。

[1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年1961版，第46～4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5]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16]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包括十二家银行及其分布在全美各地的二十五家地区分行。各联邦储备银行都是准公共机构（部分私有、部分政府所有），他们的股东来自联邦储备体系在各区的成员私人商业银行。这些成员银行购买本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成员资格要求），法律规定这些股票每年支付的股利不超过6%。

[17]《习近平在广西强调：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人民日报》2017年4月22日，第1版。

[18]“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5日，第3版。

[19]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20]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1]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金融机构。1886年由俄、法与清廷合股组成。总行设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后改设在巴黎。享有在华发放贷款、发行货币、税收、经营、筑路、开矿等特权。1926年停业。

[22]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23] 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4]罗思义：《无论谁上台，中美对抗都不符合双方利益》，

http://www.guancha.cn/LuoSiYi/2016_11_07_379648_s.shtml。

[25]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0页。

[26]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9]《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6/9084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