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国际秩序演变不确定性挑战增大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突出体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创新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各国利益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累积发展，国际形势也在经历一些颇为复杂的变化，使得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所上升。

令人意外的事件频繁发生，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与冷战后前二十年总体上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相比，过去三到五年国际体系中令人意外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英国通过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严重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迅速放弃奥巴马政府经过多年努力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布退出关于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试图重新调整与欧亚地区盟国的关系；中东地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牵动大国竞争与博弈，该地区还有土耳其的政治变化，卡塔尔与沙特等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大幅度调整等千头万绪的变化；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尚未获得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移民问题、难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活动大幅上升等方面的挑战，打破了二战后西欧长期以来的相对平静局面；乌克兰局势引发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连锁变化，美俄关系的对峙升级到新的水平；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上升，并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国际政治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大部分未能获得有效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环境日趋恶化。

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有更为浓厚的短期行为色彩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融合失效、民族宗教矛盾上升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不少西方国家过去被认为是成熟有效的民主制度在应对和解决这些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效能下降。一些地区出现选举多、公投多，政府执政能力下降的情况。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相对对立的政治派别变得互相更不容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现象变得更为普遍。

西方国家长期为之感到自豪的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所依赖的理念、观念基础出现较大动摇。民意的易变性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降低了一些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立场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使其对外政策具有更为浓厚的短期行为色彩。这也降低了他们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能力，使其无力在国际社会提出和持续推动雄心勃勃的倡议。国内因素的牵扯使一些传统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难以有所作为，其政策和行为越来越缺乏连贯性。

国家行为方式中的机会主义色彩增强，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代价上升和收益下降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其领导人高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特朗普不愿履行自认对美国利益具有不利方面的承诺，轻视国际社会的反应，这在国际社会中无疑会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美国以十分简单和干脆的方式放弃TPP，显示其不是十分在意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信誉，不是很在意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感受。对国际社会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美国放弃TPP和退出《巴黎协定》的事件本身，更在于这些政策背后体现的比较连贯的逻辑和思维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三年以来，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显著降低。一些传统大国的国际信誉、国际形象在下降，机会主义在国际社会中变得更为普遍和盛行。一个国家的善意更难被他国相信，国家之间信任的建立变得更为困难。权力政治越来越大行其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下降。地区主义出现衰落和退潮，在国际社会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变得比几年前更为困难。

在不确定性增大、国家行为中机会主义色彩增强、不少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下降的情况下，一国（即使是世界大国）对国际合作、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增大投入的结果，将是代价上升和收益下降，且收益的前景变得更加不可靠。这也是使很多国家失去为全球治理做贡献的动力的原因所在。

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和临时的现象，它们的发生有比较深厚的现实利益基础和思想观念根源，其中的某些变化还会在一定时期内自我强化。这意味着这些变化至少是一种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

（作者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