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结合上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2）

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

“万物一体”是人类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思想。人类不同文明形态发生发展、交流融合的历程表明，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处事原则，正是全球化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氤氲共生、和平共进的内在呼唤。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的确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不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实际情况上看，“世界历史”并不是由西方人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随意涂抹和刻意装扮的小姑娘，它既无法抹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文明国家历史上带给当时世界的影响和改变，更不可能一厢情愿地主观判定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

“世界历史”究竟是如何演进而来，以及未来的“世界历史”又将如何演进，国际国内早有不少具有良知的学者冲破“西方中心论”的枷锁，从不同侧面给予了深刻揭示和阐发。这其中，重头是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尤其是中古以后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观念上带给“西方”的巨大历史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没有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对于近东乃至欧洲的深广传播，根本就不会有激发资本主义勃兴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这样讲，目的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希望更多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然而极易被忽略的事实，即“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体长期共同参与、深刻相互作用的客观历史进程。

百年来，中国通过自身的艰辛努力，不走西方列强对外侵略、对内掠夺的老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奋斗，正在以一个巨大文明体的身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其在国际格局、力量对比以及价值原则上对于“西方中心论”既有范式的消解和替代才刚刚开始显现。

毋庸讳言，二战以来给世界带来深刻剧烈改变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由于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制约，通过一次次金融危机、国家危机乃至全球危机的方式，宣告其固有弊端和不可持续性。

反观中国，经过近40年高速发展，经济总量早已今非昔比，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依然在路上，因此，立足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巩固和壮大自身实力依然是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国策，以更加自信、负责任的姿态走向世界，更加广泛、深入、紧密地参与区域安全和发展事务以及全球治理，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的过程中，谋求对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应有贡献，是国际社会的广泛期盼和呼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日趋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有效应对和克服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不断开拓前行的内在需求。

总之，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二战以来重返国际舞台的中国带给世界以深刻改变，外部世界同时也在强烈而广泛地作用及反作用于中国。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下之中国，科学谋划、精准拟定未来战略方向和行动纲领，必须牢固确立“世界眼光”和机遇意识，透过风云多变的大小气候，洞悉全球化时代“危”“机”并生的辩证法则，清醒认识、牢牢把握客观存在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与将来，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