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说：“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话道出了中美关系的真谛。细想一下，其他国家间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像中美这样存在那么多差异，又有那么多竞争领域和冲突动力的国家，共同利益尚大于分歧，那么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共同利益就更大于分歧了。

倾向于关注差异是人的认识的一大特点，再加上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维影响，以及媒体偏好的作用，人们往往热衷于关注国家间的差异、分歧、矛盾。当然，在仍然存在民族主义，特别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当今世界，关注国家间的差异、分歧、矛盾，防范它们引发国家间冲突，威胁国家安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是对战略家和智库来说，对这些差异不可不察。然而，战略家与智库还必须充分认识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如此才能总体把握国家利益，进而制定符合总体国家利益的政策。

如果说在旧时代，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还十分有限的话，那么到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则明显增多。就拿中俄（苏）两国来说，冷战后期中苏尖锐对抗，迫使双方都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资源和战略资源用于防范对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促使中国也只能将北方作为军事战略的前沿。而当下的中俄两国，有了安全与战略的互信，不仅减少了安全威胁，而且还成为可以相互倚重的战略伙伴。再以中印两国为例，在中印军队洞朗对峙期间，一些观察家强调中印两国的差异，认为中印必有一战。而这场危机能够得以和平解决，表明两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深刻认识到了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中印两国能够同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就体现了两国共同点远超分歧。再看中美两国，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总统时对两国之间利益关系讲得极为透彻：“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尽管中美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以至于让观察家们担心陷入各种“陷阱”，但是这些分歧、矛盾与共同利益比较起来都是次要的。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原理是指导观察国家间共同利益的理论武器。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斗争性与同一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将这两种属性统筹把握，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矛盾的两种属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会因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列强殖民扩张、争夺霸权的年代，国家之间在领土、资源、财富等方面的争夺是常态，与之相应，大量存在着的是对抗性矛盾，斗争性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斗争、冲突乃至战争就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那时国家之间虽然有经济、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但都居从属地位，因此共同利益有限。在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抗，不同集团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微乎其微。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发展为核心任务，为此就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在两大主题上都有共同利益，并且越来越相互依赖；与之相应，国家间大量存在着的是非对抗性矛盾，于是同一性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合作就成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随着合作的推进，各国在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共同利益促进合作，而合作又进一步增多共同利益，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认识、把握国家间共同利益，必须破除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维。现实主义过度关注传统安全，强调权力的地位与作用。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国家一方面要加强国际权力的基础，即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寻找威胁源和竞争对手。而这两方面往往又相互作用：威胁感促使国家增强实力，而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树立对手或敌人，正如欧洲谚语所云，“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被某国认定为对手或敌人的国家，必然要通过增强自己的实力来实现自保，此般恶性循环，“安全困境”和“修昔底德陷阱”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