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刚：中华文明是文化自信的充沛底气（2）

这份充沛的底气，孕育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虽诞生在中华大地，但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与西方排他性的一神教传统不同，中华文明立足于“成己成物”的“仁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善于“和而不同”，乐于“成人之美”，在文明性格上从不愿意强加于人，从不推崇武力征服。在面对他者、面对异质性的要素的强力冲击时，中华文明总是试图去尊重之、理解之、吸收之并融化之。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强调“至大无外”——“无外”不是封闭排外，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与外部交流交融，消融现实的差别和对立，最终化外为内，四海一家。

晚清时期开始，新的“中西”问题逐渐凸显，那就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西方传统所带来的强势挑战。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接触、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激活和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由此，中华文明不仅成功应对了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而且实现在现代的重生，也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包容性。今天，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符合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这份充沛的底气，最终扎根在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的主体性之中。

在十九大报告中，“共同体”是一个高频词汇，不仅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多次提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还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一直以来以共同体为本位的主体性。

从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西方文明以个体为本位，而中华文明则以共同体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文明强调权利伦理，这种伦理崇尚二元对立的矛盾论，强调分化、竞争，推崇以实力压人的霸道。这种伦理往往片面强调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不顾及现实社会条件，更不顾及个人权利所激发出的个人过分欲望对于整个地球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更有甚者，权利伦理一味地片面强调自由与人权，往往为了所谓的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真正的自由与人权，最终所形成的，不过是西方世界唯我独尊的霸权和自私自利的贪婪。这种过度的、片面的权利伦理，最终给整个人类带来经济断层、社会撕裂、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民粹抬头、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矛盾和冲突。

要想应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要想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要想解决在文明格局的调整中有所作为，必须全面复兴中华文明，高扬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崇尚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和责任伦理，一方面立足于家庭、家族之“情”，强调亲情友爱；另一方面又通过“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仁道”，而超越家庭、家族之“私”，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一步步推广基于家的亲情友爱，一步步经营和建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一步步承担更大的责任，一步步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生。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勇担责任的精神彰显无遗。与西方权利伦理相比，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崇尚天人合一的和合论，更加注重整合、合作，推崇以道理服人的王道。这种伦理并不排斥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必须符合和谐与正义的原则；这种伦理在保障个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更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今天，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主动担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遵道而行，含弘光大，继往开来，自信而从容地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与辉煌。今天，正是站在历史与文化之道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自信而豪迈地宣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是的，当我们以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作为底气，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更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