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如巷遇：北京是诗歌变革的第一现场

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院陈独秀故居

北京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1927年4月17日《晨报》刊登冰心照片，誉之为“富有创作精神之新文学家”。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的2卷5号、6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通常，人们把这一年作为“新文学”和“新诗”的起点，由此算来，“新诗”迄今已经百年了。毋庸置疑，一百年前人们对于未来诗歌的想象各不相同。当时在北京，除了胡适和陈独秀之外，五四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诗歌的革新运动。或许不经意间，他们还曾在北京的某条胡同、某个路口擦肩而过。而今天汉语诗歌的局面正是由许多不同思路的探索和努力共同铸就的。在那些历史人物住过的院子、走过的胡同里看一看、走一走，这种“新”诗如巷遇的感受也许会更加真实、鲜明。

北京是诗歌变革的第一现场

简单地以新、旧这样的时间标准来判定和命名一种文类恐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无形中把传统诗词推到了对立面，遮蔽了对于现代汉语自身特点的考察，忽视了诗歌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所以，更合理的或许应是把“新诗”当成一个动宾短语，而非是一个自足的名词概念。民国初年的诗歌革新是晚清以来思想变革的一部分，这绝非一人一日之功。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等虽然主要不以诗人的身份行世，但没有他们的介入，恐怕也就不会有诗歌革新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也就不会有白话文运动和白话诗的试验。

东单附近的东堂子胡同75号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四合院，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这座小院险些被夷为平地，幸有各方努力，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才得以保存。1917年至1923年，蔡元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其时他身为北大校长。执掌北大之后，蔡元培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关于文科学长的人选，医专校长汤尔和举荐陈独秀，而此时恰好陈独秀人在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里。蔡元培接受任命的当天就前往拜会陈独秀，如是几日。陈独秀本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无意受聘，蔡元培的反复劝说，特别是建议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有感于蔡元培“三顾茅庐”般的诚意，陈独秀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蔡元培又陆续招揽来了胡适、李大钊、周氏兄弟等，为白话文学的转型和探索聚齐了一班趣味相投的人马。当时在北大，“新文学”同人积极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等则坚决维护文言。蔡元培虽然并不攻击文言，但却相信白话文必定会盛行，所以他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客观上身体力行地扶助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在北大履新之后，陈独秀住进现在的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院，直到1920年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之下离开北京，其间《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到这里。在诗歌方面，陈独秀为历史所铭记的贡献当然是《文学革命论》。1916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的介绍，陈独秀和胡适开始建立联系，几番书信往来，陈独秀邀请胡适把“文学革命八事”“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很快，胡适修改完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也继起相应，在第2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

1916年，当陈独秀在上海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的时候，几乎同时，李大钊在当年北京菜市口胡同路西的一个院落里参与创办了《晨钟报》。李大钊在北京生活了11年，一共住过约8条胡同。如今，在西单大悦城和君太百货之间有一条皮裤胡同，平日间这里人来人往，但是鲜有人知道当年李大钊编辑《晨钟报》时日日从这里出入。李大钊编辑《晨钟报》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但是《晨钟报》后来经李大钊参与改组为《晨报》，这份报纸的副刊在孙伏园、徐志摩的手中大放异彩，成为“新文学”，尤其是“新月诗派”的重要阵地，冰心也正是经过《晨报》而迅速为文坛所熟知的。

此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里的周氏兄弟也先后开始在《新青年》发表诗歌作品。人们一般都知道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事实上就在同一期的第4卷第5号《新青年》上，鲁迅还化名唐俟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3首白话诗，仅在两个月后，鲁迅又在第5卷第1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两首诗。可以说鲁迅最初也是左手写小说、右手写诗歌的。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2号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周作人的《小河》，胡适盛赞其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此后，周作人接连发表了《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北风》等不少诗歌，可谓是一发不可收拾。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核心，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汇聚在北京。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的首要身份并不是诗人，可他们互为声势、彼此响应，“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同社会上的文化保守势力不断地进行耐心而又坚决的论辩。唯其如此，白话诗的发生才成为可能。

胡适与“诗体的大解放”

胡适对周作人那首《小河》的称赞是认真的吗？除了说“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之外，胡适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解释。倒是和周作人亦师亦友的废名在《谈新诗》中单列一讲专门谈《小河》，并谈到了“诗体的解放”问题。回过头来再看《小河》，在《新青年》上发表时，原诗前周作人还写了一段序言，里面提到了诗歌体式、用韵等问题。或许胡适看了废名、周作人的话真的会心有戚戚焉吧，因为“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在诗歌变革的探索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形质同构的《小河》恰好以说话的语调和句式为胡适想象中的“新诗”提供了范例。

在赴美留学之前，胡适就已经尝试过用白话文写作。到美国以后，他的兴趣逐渐由中国的文字问题转向文学问题，形成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想法。在同梅光迪、任叔永等的争论中，胡适认为文言乃是死字死句，故而提倡用白话作诗，并在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信中开列了“不用典”等“八事”。此后经过和陈独秀的几番书信讨论，胡适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9月，留美归来的胡适住进北大教员宿舍，被聘为北大教授。

从1917年北上进京到1948年南下离京，31年间，胡适在北京住了有17年左右，住过的胡同至少有7条，但他却一直没有置办房产，而是租房居住。如今，偌大的北京竟然没有一处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胡适故居。胡适入校时，北大尚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设之中，文理本科都在景山东街的“四公主府”内。教员宿舍在学校的西门，校内东侧的一排平房最初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因为陈独秀、朱希祖是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辛卯年生人，所以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遂成为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卯字号的名人”。

为了避免被打扰，胡适后来又相继在今天的竹竿胡同、缎库胡同、钟鼓胡同、陟山门街暂住过，直到1926年初外出。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9月底，胡适搬到竹竿胡同和高一涵合租，而之前和高一涵合租的室友正是李大钊。李大钊是年7月因为张勋复辟而避走上海，同年11月中旬回京，高一涵直到1918年2月才搬走。以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李大钊想必会回来看望一下高一涵，如此想来，胡李二位当年或许也曾在竹竿胡同晤面寒暄一番？住在竹竿巷的时候，胡适由“竹竿巷”联想到家乡的“竹竿尖”山，写了首《一念》发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这9年是胡适在北京居住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和诗歌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

像胡适这样旧学根基深厚的知识分子，对白话诗的想象和实践常常脱不开传统诗词的影子。比如人们所熟知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朋友》（收入《尝试集》时改为《蝴蝶》），尽管胡适在原诗前特意交代了一句“此诗天怜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提示人们注意这首采用了西洋诗的“交韵”，但作品五言诗的句式实在太过醒目。其他的诗例如《鸽子》尽管句式上“自由”了，但营造诗歌意境的意象大多仍是传统的自然意象。像《一念》这样的诗虽然使用了“太阳”“月亮”“地球”等一些新意象，颇有几分郭沫若式的瑰丽奇妙的想象，但最后“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似乎又暴露出胡适因袭了传统的诗歌趣味。

胡适本人也承认自己当初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由此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胡适会坚定地追求“诗体的大解放”。但围绕“诗体的大解放”其实还有一层意思，胡适真正超前的地方在于，他充分意识到语言问题与现实意识形态的相对关系，秉持“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定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下手途径和具体方案。所以他在文章中像绕口令一样地强调“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同言必称“革命”的胡适是不一样的。胡适的确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也许在他的世界里，白话诗远不止是辞章义理，而是关乎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