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2)

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2)

——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10周年

三、躬耕中南十七载,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在广西,陶铸同志主持剿匪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培养本地干部,扩大地方武装,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半年内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

在中南地区17年,陶铸同志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广东,为建设祖国南大门宵衣旰食、尽心竭力。作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奠定了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他注重发展农业,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城乡居民住宅环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重视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医学生到农村一线,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贡献力量。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创办《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广东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以后,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陶铸同志用更多精力领导中南五省区工作。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他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生产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很丰富”。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按客观规律办事。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建议。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构想。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后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重视文化建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多次强调“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要进一步繁荣创作,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会演,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

四、临危受命,协助周恩来同志苦撑大局

1965年1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和文教等事务。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对江青等人搞乱党和国家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坚决主张删除其中关于“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坚持写入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以及军队不搞“四大”等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他按照周恩来等同志的意见,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为稳定局势,他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等多篇社论,对减轻“文化大革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稳定经济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他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等,他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

在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打击的情况下,陶铸同志坚持斗争、威武不屈,显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气节。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致悼词,对陶铸同志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五、对党绝对忠诚,心中始终装着人民

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比坚定,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英勇斗争,无私无畏。他曾表示:“我今生政治方向是定了的,决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胜,毅然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3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组织狱中的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残酷迫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相信党、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结论。他在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

陶铸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他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指出:“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应当从群众利益着想。”“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在广东工作时,为让群众每天能吃上新鲜蔬菜,他经常深入产地,调查研究,提出具体要求,表达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切之情。他关心珠江两岸浮家泛宅的水上居民居住问题,改变了他们常年在水上风雨飘摇的状况。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他在广东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他曾说过,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

陶铸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始终以饱满热情对待党和人民事业。党无论安排什么工作,他总是无条件服从,以无畏的勇气、超群的毅力打开局面。他在延安听取358旅敌工科关于建立敌后武工队粉碎日军“扫荡”的情况报告后,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深入晋绥前线敌据点附近调查,总结经验,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敌人“扫荡”。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开辟根据地时,他患有肺病,吐血消瘦。但他从不考虑自己身体,在艰苦复杂环境中不畏艰险、忠心耿耿地开展工作。在广西主持剿匪工作时,他经常靠前指挥,冒着危险带队抓捕匪徒。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工作时,他一再强调,要反对那种张贴欢迎标语、前呼后拥、熙熙攘攘、招摇过市的检查工作和调查研究方式方法,提倡悄悄地下去,实实在在地了解真实情况。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忘我工作,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情燃烧自己。

陶铸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始终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对“反右倾”斗争中被处分错了的同志,他在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上表示“向同志们检讨,引以为戒”,强调一定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保障党员权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

陶铸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强调,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党的组织生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要身边工作人员督促检查。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未更换过。他母亲长期住在农村,组织上打算让其迁入城镇落户,陶铸同志予以拒绝。他说:“农村老人那么多,你们都给迁了,再考虑我母亲。” 就这样,其母在病逝前一直住在祁阳农村。他的堂弟、侄儿等10多位亲属,也一直在农村务农。

陶铸同志以一生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他终身追求的“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的奉献精神,他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智慧才华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履行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今天我们纪念陶铸同志,就要学习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责任编辑:王玮玮校对:佘小莉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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