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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要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当前,京津冀区域总人口已超过一亿人,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好人口红利。

王昊

王昊 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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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深刻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过多或过少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人口数量过多时,如果人口增速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速,人均收入就会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而人口数量过少会造成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人工成本就会提高,经济竞争力会下降;第二,青壮年劳动力会减少,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不足,经济缺乏活力。

人口年龄结构也会深刻影响经济发展。无论是人口个体还是人口总体,都有一个精力最旺盛、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个人容易获得成就,国家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对于个体来说,人的才能和技能增长最快的阶段是25岁到45岁之间,在人文社科领域创造力比较旺盛的时期可能会推迟10年左右。据研究,人的衰老从26岁开始,到38岁时衰老就开始加快了,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的精力和才能增长最快的时期就是这一段时间。

一个国家的青壮年人口占比越高,经济发展越有活力;青壮年人口占比越低,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劳动生产率。人的智力和体力随着年龄不断增大而提升,到了45岁以后会下降,此时劳动力生产率也会随之降低。第二,影响技术创新。劳动力年龄越大,创新性智力会衰退,会影响其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第三,降低劳动力流动性。人的年龄超过45岁或更大的年纪以后,他的流动就比较困难了,流动性越低,资源配置效率就越低。第四,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财政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老化,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就会增加,相应的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京津冀正处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红利时期

京津冀地区在“十五”规划之后发展比较迅速,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社会就业人数增长率的增长拐点。这个拐点形成的背后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原因是京津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们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向好预期。

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两件大事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一个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另一个是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件大事对北京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发展战略,滨海新区还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发展日新月异,带动了天津的发展。

再看河北,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京津冀区域发展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河北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增速,京津冀自“九五”时期起就开始进入高速的发展轨道。“九五”“十五”“十一五”这三个时期,北京、天津、河北的GDP增速同时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这在京津冀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可以说自“九五”时期起,京津冀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又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区。

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拐点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主要包含两点:第一,依靠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工业是城市发展中的基础部门,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高,就引起农村中的农民不断向城市流动,促成城市化过程。农民向城市的不断流动还会产生巨大的居住需求。第二,政府通过提供居住用地,依靠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得财政收入以支撑城市建设,促进工业化。这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特有模式,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比如,“十五”时期以来,北京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依赖度大体在55%到60%之间(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6》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为迅速。根据统计,美国的城市化率由20%增加到57%,大概耗时80年,而中国城市化率由20%增加到57%,只耗时约35年。因此,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京津冀地区“十五”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形成拐点的一个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陈涛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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