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示（3）

三

自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学说以来的90多年间，中华大地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对这一革命指导思想作出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认为由于这些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们坚持这一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也不容否认，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受到种种非难，诚然，唯物史观是可以讨论的，其中有的也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人不但歪曲历史事实，肆意攻击和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把已经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在这种情势下，重温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仍会强烈感受到那熠熠生辉的思想光芒，体会到它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要坚持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李大钊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明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是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根本保证，是保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邓小平晚年指出我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一现象时，就明确它的出现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社会也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还从未有过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社会，古罗马作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也有许多自由民组成的个体劳动者，但占主体的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的奴隶制社会的性质；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还有极少量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经济，但占主体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也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一命题的深刻性。

由上可见，邓小平把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多年来一些迷恋私有化的精英们，为什么总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否认姓“社”和姓“资”的区别，有的用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加社会公平”这样连民主社会主义也不用的模糊话语，来掩盖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多的则是直接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迷信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一套说教，主张实行所谓“彻底的市场经济”，鼓吹“市场万能论”；在所谓“明晰产权”的蛊惑下，要求私有化。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目标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没有忘记在改革之初，国有企业存在着历史包袱重、设备更新困难、市场竞争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等等问题，他们不顾这些客观事实，有的著名经济学家把国有企业形容成“一碗白米饭被吐了一口痰，谁也不要，就是零价格卖掉也不吃亏”，提出“什么叫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没了，改革就成功了”，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在他们这种误导下，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卖就灵”、“一卖了之”，“限期改制”等等怪现象，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工人下岗，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和动摇。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形成大的企业集团，技术革新、经济效益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有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指责国有企业“低效益”、“无效率”的精英们，又站出来横加斥责“国企逐利”、“国企垄断”，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营利领域。他们对国企的存在和发展横加指责，究竟要干什么呢？他们是出于对国企的爱护而提出的批评吗？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任何作为，都成为他们私有化要求的最大障碍。这就是一些人在深化改革的呼声下隐藏着他们的私有化诉求。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种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甚至通过玩弄概念游戏，比如，不说阶级，只说阶层；不说剥削，只说生产要素参加分配；不说私营经济，只说民营经济，等等，企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样做，欺骗不了别人，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自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私营企业从1989年的9万户发展到967.6万户；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已将近2亿人，非公经济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超过60%；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这表明，新时期我国的私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对待的阶级力量。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严重的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个事实，这样就会使我们失去正确应对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鼓吹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编造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的神话，使私有化的浪潮甚嚣尘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同样，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也不能抛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抛弃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毫无疑义，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保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需要，但是，确立正确的外交斗争策略同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并不是互不关联或者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才能正确应对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应当采取的策略也经历过曲折，但正是在这曲折的斗争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正确的反帝斗争策略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别，避免了历史上单纯排外的错误倾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对外掠夺政策，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事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受压迫、受欺骗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朋友而不是敌人。（2）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的，因而是虚弱的，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对帝国主义所表现的气势汹汹或是甜言蜜语，既不怕威吓，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3）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就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它们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加以争取，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4）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别。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保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列宁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初，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俄国民粹主义相类似的社会主义，即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说，历史的进程表明，只有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这值得我们长而思之。

第三，要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革命伟大成果的集中表现。应当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权钱交易、权黑勾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已成为一个多发、群发性的社会之癌，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一部分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中滋长了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作风，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醉心于个人的政绩，漠视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嫌贫爱富傍大款，甚至欺压百姓，权比法大，大大地拉开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使社会公平的底线受到挑战，严重损害了工农群众的权益，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失掉人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