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示（2）

二

李大钊在论及历史学时曾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而他在中国传播与确立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的变革和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同样如此。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就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并给以科学的解释，这个工作，使得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初步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李大钊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旧的唯心史观作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他说：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其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里所说的“物”，主要是指社会历史中的经济现象。他明确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他进而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那种用“心的变动”来解释历史的进化，是因果倒置，是对历史发展的唯心的解释。这就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经济的即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应当指出，李大钊强调“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的观点，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他反复指明的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观点，从而把被唯心史观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

与此同时，李大钊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重要的“要素”。他既认定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又指出它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斗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利益对立，即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他充分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推翻旧的经济制度、改造社会的“最后手段”。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他强调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阶级斗争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这里应当指出，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深远的意义。众所周知，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近代民主主义运动屡遭失败的一个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怀抱为民众争民主的目的，开始意识到启迪民智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对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也依然同广大群众相脱离。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没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状态，他十分重视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观点去分析历史、现实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例如，他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指出自中英鸦片战争起，中经英法联军、中法、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诸役，直至1925年五卅运动，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又指出，自三元里的平英团奋起，中经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同盟会的运动，一直到“五四”至“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对近代中国历史作规律性的探讨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一泻万里，必将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又如，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他批判了那种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这种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赋予五四时期的民主口号以崭新的内容。再如，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出发，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努力在他们中间工作，共同创造新的历史。这正如他所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上举数端可以看出，李大钊大力宣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观，对于廓清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和实际的革命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指出，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而把历史的变动归结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动，这种历史观完全是“权贵阶级愚民的器具”。进而，他又明确提出历史的研究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并“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表明，李大钊第一次使我国历史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指导和促进历史进步的科学。

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探讨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唯物史观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锐利武器。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原理，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的构造为转移”。这就正确地论证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李大钊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认为这种影响作用是有限度的，作为上层建筑又必须“随着经济全进程的大势走”。因而探究社会政治、思想现象必须从经济根源中寻找。他说：“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他运用这一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第一次对五四时期正在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结构，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它遂成为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那种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道德，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在他看来，“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现在时代变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变动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视，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他特别指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并预示了工人阶级必将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正确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是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基本主张。这一正确主张，当时受到胡适等一些学者非难。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对社会问题持改良主义主张，力主不触动社会经济制度的点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决即社会革命的主张，视为“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后不久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战，进一步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为“五四”之后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描述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从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方法加以接受的。唯物史观的传播活动，帮助了一批先进分子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为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像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读过的几本书，就包含了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了解和掌握。他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中，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关于唯物史观的见解，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表明，把唯物史观确定为党的理论基础，是这时从事建党活动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