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李大钊作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在他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对唯物史观进行比较系统的、多方面的介绍以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李大钊作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并将其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不仅帮助了一批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而且对我国史学思想的革新以至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们今天坚持科学的历史观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唯物史观的发现与确立，是历史观的革命性飞跃。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时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正是这一历史观的内在的科学魅力，使它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也是使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加以应用的一个深刻原因。

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下，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一步步地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经历着炼狱般的苦难，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濒临灭亡的境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无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都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结束。这个历史事实深刻说明，这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但农民战争无法解决，封建统治阶级也失去自我挽救的能力，而且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无立足之地。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更加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一切努力已经失去了实现它的历史机缘。近代中国需要新的探索，需要把救亡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先进分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时候，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但在它的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传播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对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李大钊这时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他曾赞扬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公理、正义等口号，赞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击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对“民权旁落”的原因还主要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狯者窃权”，而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阶级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他曾把袁世凯的死看作“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甚至把袁死后诸如元宵开禁之类的动作，也视为“共和复活之所赐”；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积极主张，但找不到实现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等等。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这时的先进分子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就把它视为“经典”，成为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进化论的观点，对于破除“历史循环”论、“道德复旧”说等等陈腐说教，破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相信社会制度、伦理道德都要适于社会和环境变化的需要而变化，相信新旧嬗替、青春战胜白首的一般法则。但是，进化论的观点并不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更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反，那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还往往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甚至成为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工具。陈独秀就曾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于激愤于国内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欢迎外国的干涉。这显然是十足的昏话。在近代中国，天演一说确是振奋了进步思想界，但同时又成为先进分子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钊、鲁迅等亦不能免。李大钊早期思想有虽不完备、却颇为活跃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但他的哲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进化论、唯心论，而后者的束缚作用也是明显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对德意志帝国的错误赞扬，便是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一例。应该说，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李大钊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帝制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确是道出了这时一般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所以，在具备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社会条件的历史背景下，新的历史观的传入和被接受，就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种种谬说，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难、百年奋斗中，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吃尽了种种苦头。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开始他就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封建军阀势力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斗争不能加以科学回答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救国方案和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很快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