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靳宝：四方之极 天下拱卫

北京作为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发展脉络丰富且曲折。本文试图从军事历史与军事文化这两个维度对北京历史文化脉络进行初步梳理，希望能为北京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些启迪。

先秦时期：战略据点

缘于特殊的地域环境，燕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的传说中就成为部落争战的要地，并孕育着某种战略特征。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燕蓟地区作为战略据点意义上的军事地位开始形成。正如有学者指出，燕地和燕都不但是由东北进入中原的门户，而且还可与齐、鲁、晋等地在军事上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如此重要的战略据点，周王朝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分封了像召公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到此地。燕国，也就成为了替周王朝扼守北方边境的一个重要诸侯国，是周朝北土的一道屏障。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出土的兵器，从另外一种角度折射出西周燕国（特别是燕都地区）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和意义，印证了北方战略据点这一特征的存在。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真实地呈现出了国家的两大功能：祀与戎。作为偏于北方一隅的燕国，虽弱小，但荣列诸侯争霸序列，是战争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整个诸侯战争来讲，燕国与齐的军事冲突最为频繁与激烈，其次是赵国，再次是秦国。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燕国所表现出来的战略特点就是附重和牵制的功能与作用，即所谓“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

汉魏时期：军事战略的一统意义

秦一统之后，燕地成为秦王朝东北边防的重要安全基地。秦始皇、秦二世多次出巡燕蓟，无不透射出燕地在秦统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战国时期，燕国自身为了防御匈奴等部族的侵扰，修筑了长城。秦一统天下后，继续沿用，或有补修，再次巩固和扩展了燕国的长城防御功能。

秦短暂一统后，幽燕地区再次进入了战乱时期。西汉大一统的构建，离不开北方幽燕地区的归属与安全维护。秦汉之际各支力量的军事争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即使西汉大一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再无大的战事发生，幽州的军事战略地位依然是突出的。卢绾、刘旦的分封及其最终“覆灭”，则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地方军事的大一统化。从战略意义上讲，东汉中兴的实现离不开燕蓟地区。上谷、渔阳突骑，在光武平定河北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东汉政权建立后，随着大一统制度的推行和加强，作为区域的幽州，显然不可能有独立的军事权力。对渔阳太守彭宠等燕蓟地区的所谓“叛乱”之平息，也就理所当然。这既是汉王朝大一统的继续，也是北部边疆巩固的需要。

隋唐时期：北方军事重镇的战略防御

突厥因征服了西域以及东北的诸多民族成为漠北草原霸主，严重威胁到隋朝的一统政权和社会秩序。为了抵御突厥的侵扰，隋文帝在建国之初便加紧修筑军事设施，在边境屯驻重兵，尤其是加强了幽州的军事力量。隋炀帝继位后，为进一步稳定统一局面，修筑大运河，并构建起一条西北、东北互相配合的防线。随着东突厥的衰落和归附，北边的军事防御压力有所缓解，但随之而起的高丽和契丹等族又迫使隋王朝进一步营建东北部边地防御体系，幽州特别是涿郡（今北京）逐渐成为东北的军事重镇。

黄河以北的战场局势历来与幽州有着莫大的关系。唐朝的建立，离不开幽州军事主政者罗艺的军事支持和援助。为保障东北防御，增强幽州外围的保护，唐太宗在幽州、营州界内设置羁縻州府，以大量降服的藩族作为藩屏势力，构筑王朝抵御外敌的第一道藩屏，从而对东北的防御大为增强。唐高宗时期，高丽开始对中原展开攻势，唐王朝不得不以高丽作为征讨对象，维护东北的安定，进一步完成了太宗以来对东北军事防御体系的构想。而武后时期，突厥复兴，引起契丹、奚两大藩族的叛乱。在契丹叛乱事件后，唐朝失去了对营州的控制，不得不将大量归附部落内迁幽州，这样东北的战略防线收缩，幽州又转变成防御外线。于是，武后对幽州军事设置进行了调整，开始在当地设置常备军，加强幽州军事防御力量。经睿宗、玄宗时期的进一步革新，唐王朝对幽州防御策略逐步加以调整，特别是设立了节度使制，确立了与唐初格局迥异的边地防御模式，幽州军事重镇的地位再次得到发展和巩固。同时，戍边节度使、镇守使拥兵自重，相互兼并，割据一隅，朝廷渐渐无法掌控。天宝年间，藩将安禄山借幽州雄厚兵力发动了叛乱，揭开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唐末五代割据混战中，幽州地处边陲，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军事文化。

辽金元时期：都城军事战略的形成

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丰富的物产资源，使幽燕地区成为宋辽金争夺的焦点。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谓一件政治、军事大事。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部边疆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战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又由于本地区是一个先进农业区，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人对这一地区给予了足够重视，改幽州为南京，升为陪都。

北宋建立初期，从太祖开始，就致力于燕云地区的收复，特别是燕京城的收复。对中原来说，失去云朔固然是很大的损失，但尚有雁门关和内长城一线可守；而幽燕丧失，则华北平原门户敞开，契丹随时可大军南下。宋与辽的和与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燕京地区密切相关，甚至他们争夺的直接目标就是燕京的管辖权与经营权。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等都是宋辽时期著名的战役，但均以宋军失败告终。直到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自宋朝建国以来双方敌对的局面，造成此后一百多年的辽宋和平相处，这对南北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随着历史的推移，辽朝走向灭亡，而东北崛起的女真人逐渐认识到幽燕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经济、文化价值，这成为他们选择都城的重要依据之一。金中都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极大提升了北京地区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推动了北京都城军事文化的形成。

元朝的建立，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历程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同时，伴随着蒙古军事战略的世界化，元大都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呈现一种大战略的历史地位。在元朝建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 元大都逐渐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以及连接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的重要枢纽。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也都是在这里决策的。当蒙古统治阶层发生矛盾冲突，农民起义的浪潮一波高于一波，不断冲击着元朝的腐朽统治时，蒙古帝王被迫逃回到大草原上去，同时也就结束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明代：天子戍边与北京军事防御战略的提升

在元末群雄并起、互相竞争的战斗之中，由红巾军出身的朱元璋逐步取得优势，最终完成逐走元顺帝、占领大都、统一全国的历史重任，由此也开启了以北平为中心的明代北部边防体系的初步构建。

明初，开始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 设立北平六卫，对拱守北平重镇的军事作出部署。接着，又设置行省与燕山都卫，同治于北平府城，以责成其军事统辖之专。北平附近长城沿线的布防与修筑，进一步提升了北平的军事战略地位。

洪武年间以开国“第一名将”徐达长期镇守北平，并配置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震慑蒙元残余、巩固中国北部边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无形中也为羽翼渐丰、且与徐达有翁婿之亲的燕王朱棣后来得以拥兵“靖难”打下了军事上的埋伏。“靖难之役”既是明代重大的政治事件，更是重新决定明代历史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燕王朱棣凭借在洪武后期“防边”行动中积累起来的军事力量，以武力抗拒建文朝的“削藩”政策，最终成功夺得帝位，将都城从南京北迁，从而开启了有明一代“天子戍边”的军事新格局。

清北京：都城军事战略转型的开启

满洲人入关后，北京又成为清朝的国都。此后这里长期远离战争，但京师军事防卫依然重要。履行卫戍京师任务的是禁旅八旗，又称京营八旗。因守卫京师的任务不同，禁旅八旗又分为郎卫和兵卫二种。郎卫是负责保卫宫廷的亲军营，兵卫是守卫“紫禁宫苑”的营伍。这些八旗兵自成系统，不受兵部及其他部门的管理，全由京师八旗都统衙门统辖。到了国势日渐衰落的晚清，北京开始遭受内忧外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再陷天津，入侵北京。八里桥一战，清军主力受到重创，京东门户洞开。咸丰帝仓皇出逃，各城清军完全撤退，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北京出现义和团活动，他们以灭洋为口号，将矛头指向外国教会势力，并协助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保护使馆区，派兵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

在西方列强的野蛮侵入和近代文明冲击下，特别是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下，为挽救其封建统治危机，军事领域首先冲破一成不变的停滞局面，开始变革。他们采用新军制，装备新式西洋武器，战斗力大大提升，带来了军事领域的朝气和活力，推动着军事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也开启了北京军事战略的转型，由都城军事防御迈入了近代化的区域防卫体系建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