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游宇明：不忮不求

受命北上处理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感到自己老病缠身、精力日绌，即将不久于人世。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六月初四，他写信给两个儿子交代后事，比如怎样运灵柩、如何处理奏折与文稿，同时要求儿子做人要重仁义，不忮不求。

所谓忮(zhì)，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求，就是贪利贪名，患得患失。在曾国藩看来，这两种心态是为人处世之大忌，必须极力戒之。他在信中用了很长一段文字讨论这两个问题。

曾国藩是个仕宦经验非常丰富的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入仕后，做过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兵、工、刑、吏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或许是升得太快了，周围那些大臣们一个个眼睛都红了。他给皇帝上奏折画了个草图，图画得不好看一点，这些人都要说三道四。曾国藩从这件事中，深深体味到“忮”心之可怕。后来，他事情做得更大，官升得更高，便时时以“不忮”要求自己。现在自感来日无多，当然要将心得传给儿子。

至于“求”心带来的害处，曾国藩则看得更透彻。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文宗病死后，权欲熏心的慈禧联络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扳倒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顾命八大臣，肃顺被处斩，载垣、端华被赐在宗人府空室自尽，其余五人都被夺职，穆荫还被发往军台效力。仅仅过了四年，慈禧又盯上了奕訢，找了个借口，剥夺了他的“议政王”头衔。曾国藩是个很传统的人，一般不议论朝政，但对慈禧的嗜权是有想法的，他私下对幕僚赵烈文谈及，“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当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语言中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和对朝中自太后至大员的失望。

不忮，展示的是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人都希望被尊敬，但聪明的人懂得：要赢得他人尊敬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不能靠打压那些比自己优秀的人，打压只会显出自己的褊狭与污浊。拥有了不忮之心，别人失意之时我们伸以援手；别人得志之时我们付以笑颜，他们会感受到你的真诚、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少许多争斗。不求，呈现的是对自己的善意。不要患得患失，被欲望冲毁了头脑。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旱涝保收的工作，还想日进斗金；有了三室两厅，还渴盼豪华别墅；在圈子里有了名气，还想天下人人皆知……欲望太强，又不懂得用道德与智慧去克制，往往铸成大错。懂得节制，才知道如何追求利益但不损及他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不忮不求讲究的是一种“他者”意识，即跳出自己看自己。只有如此，才会洞悉，人生需要“舍”，“舍”了才有“得”。“舍”掉嫉妒，“得”到尊重；“舍”掉欲望，“得”到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