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字当头——鲁迅与郑振铎的交往

放眼民国文化史，鲁迅与郑振铎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都是文学家、学者、翻译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凡人不及的辉煌，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希望国家繁荣强大，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嫉恶如仇。两人很早就有过交集，他们对待友谊的方式即使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散发出熠熠的光辉。

正式见面友情深化

1921年，郑振铎与茅盾一起编《小说月报》时曾向鲁迅约过稿，互有书信往来，这是最初的来往。同年9月，鲁迅寄赠了《域外小说集》给郑振铎，友谊有所发展。1922年秋天，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由上海到北平，与鲁迅正式见了面，友情进一步深化。

鲁迅一向非常关心年轻人，对小他17岁的郑振铎同样如此。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时在上海的郑振铎想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苦于找不到原始资料，写信给鲁迅，倾诉了自己的烦恼。鲁迅的回信很快来了，随信附着一张别样的纸。鲁迅在信中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我没有见到。《醒世恒言》我只有半部，但我的一位朋友那里藏有，所以我便借来，抄下《醒世恒言》的目录寄来。”

1925年春，郑振铎准备编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渴望看到明朝周清原所撰的讲述西湖故事的《西湖二集》，写信问鲁迅有没有。鲁迅寄来了一个厚厚的包裹，打开一看，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原图。那是鲁迅的私藏，为了成人之美，他拱手相送了。这两件事让郑振铎非常感动，除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致谢之外，鲁迅逝世后，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永在的温情》，将其写了进去。

从来不玩庸俗的“哥俩好”

鲁迅与郑振铎的关系如此密切，但他们从来不玩庸俗的“哥俩好”，相反，对彼此的“不足”，会坦然地进行批评。

陆荣椿《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文介绍：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发表后，当时很多人对其讽刺的深刻与人物的生动给予了热情的肯定。郑振铎却在1926年11月26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51期上撰文，指出《阿Q正传》的两个“硬伤”：一是对小说“随意”加了个“大团圆”结局“不以为然”；二是觉得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他之“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是批评者始料未及的。对郑振铎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在12月18日出版的《北新》月刊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关于“大团圆”，鲁迅说，虽然自己事先“没有料到”，但安排并不是“随意”的，没有显得“太过”。虽然两人意见相左，但郑振铎不为友谊放弃个人意见的精神却使人钦佩。

对郑振铎工作的缺点，鲁迅也不掩饰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27年，鲁迅写了《〈唐宋传奇集〉序列》一文，在肯定郑振铎“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的同时，也委婉地指出了郑振铎的一些疏忽：沿袭古籍《唐人说荟》的说法，将一些篇目的作者名字搞混了。对《唐人说荟》，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这部书的重大缺点：“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若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鲁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该书“删节”“硬派”“乱分”“乱题撰人”“妄造书名”等几大谬误。很显然，郑振铎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

争论发生没有生出丝毫芥蒂

可贵的是，争论发生后，两人都没有生出丝毫芥蒂，该怎样相处还怎么相处。

1933年2月5日，鲁迅写信给时在北平的郑振铎，担心明代以来著名画家所作的木刻画可能慢慢灭绝，为了抢救这些国宝，他建议两人合作，择优刻印成集。接信后，郑振铎积极响应，趁寒假回沪小住之机专门拜访了鲁迅，进行了详细的筹划。回北平后立即赴各书店搜求这些木刻画，至当年秋天，共收集500余幅，寄给鲁迅挑选。鲁迅从中选择了332幅，取名《北平笺谱》，12月，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印行，一共印了100套。此书上市后，被抢购一空，后来又增印了100套。

鲁迅与郑振铎的友谊给后人树立了一根标杆。世界上应该有两种友谊，一种以利相交，一种以义（道义、共同价值观）相交。以利相交者，利益是最大的磁铁，对方的品行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从对方那里得不到好处了，交情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以义相交者，利不是主要的选项，是非曲直则是最高的准则。为了义，该亲密的时候可以亲密，该批评的时候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无论有利无利，只要彼此崇尚的那个“义”在，友谊就会地久天长。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