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国际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转换

【2017-10】国际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领会上述重要判断,准确把握历史阶段的转换,不仅需要从国内的发展来看,还要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际地位及作用的变化来看,统筹观察国内国外两个大势,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着发展阶段的转换。

世界经济政治正在进入新的变革期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信息化方兴未艾以及新工业革命呼之欲出,使得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及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都达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在使世界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格局和规则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发生深度调整,同时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现有世界秩序进一步动荡,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危机在短期内考验的是各国政府刺激需求的能力,但在长期内检验的则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它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服务、管理模式创新,收入公平分配等一系列内涵。各国虽然挺过了危机时刻,但需求刺激政策也给各国留下了流动性泛滥、债务率高企、产能过剩、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升级产业结构、提升技术实力,并对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体系等进行全面改革。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轮改革正好处于第四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到来的大好时期。这次工业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而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各种技术的组合将产生强大的联动力量,对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使得各国都基本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即使后发国家也有机会弯道超车。许多国家都已经将其视为志在必得的战略高地,制定了战略规划,这其中包括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德国提出的“工业4.0”,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日本提出的“产业价值链主导权”等。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深层危机,选择战略收缩。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发达国家迫切需要借助新工业革命来实现再工业化,但多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已愈发微弱,财政扩张又面临着债务上限约束、社会福利开支刚性增加、利益集团干扰扯皮等阻碍,狭窄的施政空间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作用并不显著,更难以支撑庞大的工业振兴计划。在此过程中,大资本、大企业与国家利益由过去的紧密结合变为分道扬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缺陷。当资本逐利活动与国家复兴计划发生矛盾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必然抬头,美国退出TPP和《巴黎协定》、英国脱欧都是生动表现。这些行动固然会驱使资本回流,但也将导致这些老牌霸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减弱,而且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做法也使得发达国家间离心离德,英国脱欧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特朗普新政引得欧洲盟友一片指责。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崛起。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对全球产业和消费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加,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80%,对全球消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5%。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至2015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产出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贡献也均为70%左右。然而,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重要支柱的大宗商品,却因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而频繁遭遇价格波动,给出口国造成了严重损失。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与世界交往日益密切,而采用的计价货币、遵循的交易规则却由发达国家主导,这一矛盾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绕开旧秩序,转而寻求更多的直接合作。尤其是当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金融环境趋紧的时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加强合作,这也正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根本原因。要看到,以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零和思维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暗潮,只是发达国家经济霸权衰落中的自保行为,并非时代主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潮流。“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犯的是战略性错误,即使繁荣一时,也必然不能长久,唯有金砖国家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才符合世界潮流。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

在世界经济因新工业革命和金融危机导致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出现了以发达国家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规则相应变化为标志的新形态,而其中中国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地位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为日本的1.1倍、美国的40%;而到了2016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2.3倍、美国的60%,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体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3%,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从微观经济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也在迅速增强。1995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且位列200名之后;2017年,中国共有115家企业入围,与美国相差17家,位列第二,超过第三名日本(51家)一倍多。

第二,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空前紧密。2016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43386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3484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在国际政治概念中,如果两国贸易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则称两国有重大利益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建立了这种关系。除贸易外,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为世界第三大吸收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达1701亿美元,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成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中国的投资额为第二名的3倍。

第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空前增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在传统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年12月,中国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股东;2016年1月,中国在IMF中的份额由3.996%上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2016年12月,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IMF认可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可自由使用货币”俱乐部成员,被180多个成员国官方使用和储备。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2016年9月“杭州G20峰会”在中国主导下形成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正式成员国达到77个(截至2017年5月13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国际信誉和领导力再一次受损的同时,中国仍坚定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这些都印证了美国《赫芬顿邮报》在2017年1月的文章中的说法:“中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开始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自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这条“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以来,它已经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建设起点是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另一端终点则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共体,中间广大腹地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将推动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且将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发生历史性转折

中国近70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实现工业化和社会公平、成果共享,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在制度、理论方面都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探索,正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而开始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而且以自身的成就与贡献,以经济、文化走出去,不仅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

中国崛起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超乎全世界预料。在“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仍有市场,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仍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中所引发的惊讶、怀疑、嫉妒、恐惧等情绪,必然是空前强烈的。但是,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崛起,是人类之福、世界之幸。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求和合、尚大同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从未侵略欺侮过其他国家,新中国是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秉承这种和平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并用行动实践了这一理念。一方面,中国致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共同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发展周边关系,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洲工作方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打造同拉美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的“朋友圈”覆盖至全球。另一方面,中国在重大国际组织、国际论坛中发挥主导作用,诚邀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APEC北京峰会上倡导重启亚太自贸区建设,在G20杭州峰会上推动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为长效治理机制,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成为全球化最有力的倡导者,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开启“金砖+”的全球合作新模式。此外,中国还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世界和平、消除贫困、人道救援等方面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展示了一个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中国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唯有益于天下,方可惠本国。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所信奉的“实力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以及为本国发展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做法,开始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因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新”,不仅在于实力之新,更在于中国倡导的理念之新、中国崛起的战略之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各国人心,让各国同声相应、同道相成,汇聚起了和平发展的磅礴力量。正如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会永不干涸,中国将自身崛起融入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这种崛起必将是强大而持久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王安东,王娜.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4).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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