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对党的领导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九大，全球瞩目，万众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式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不仅高度回应了这种关切和期待，而且还带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多的惊喜、振奋和鼓舞，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一篇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时代宣言。特别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仅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且同时形成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大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辩证关系做出了更清晰更科学的阐述，达到了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之间的事理圆融，实现了领导主体和事业客体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党的领导的动态过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干的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做这个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好，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坚强有力的领导 ；而只有依靠党的建设的真实功夫才能保证党的坚强有力，也才能保证党的领导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这种关系最生动的诠释。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特征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主富强的真实写照。自世界进入政党政治以来，在一个国家民族历史上出现举足轻重的大党可谓不少，但大多数要么昙花一现，要么时过境迁，即便是对一个民族曾经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党，比如苏联 共 产 党， 也 不 过 是“成 也 萧 何 败 也 萧 何”，很难与国家民族同体共命。而中国共产党则完全不一样。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大党。其特殊的品格和精神铸就了党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特征。从中共孕育诞生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只有通过党的建设才能保证党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逻辑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廓清党要领导人民做什么事情、如何做好这些事情，以及要做好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建成这样一个党。这就是我们党总结出来的”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在孜孜求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而艰难的课题。比如面对中华民族自 1840 年以来的苦难现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革命内在规律是什么 ? 如何遵循这种规律进行中国革命？等等。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独有的大智慧大气魄，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课题。与此同时，也在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独特、复杂和艰难的课题。这些课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要领导如此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么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才名正言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这是非常棘手但又极其重要的重大问题，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下面非常尴尬的悖论 ：即中国共产党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但同时在理论上却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局，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为了得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否定我们自己探索的正确结果，放弃中国革命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做的。第二就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提出”两个先锋队统相一“的党建目标，把中国共产党不仅建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同时建设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办法就是通过”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既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纯洁性特质，同时又具备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最广泛代表性的品格。只要通过党的建设实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统一，党就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理论领导能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必须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良性互动中把握党的建设的内在遵循。

在成为全国执政党以后，特别是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新的问题同样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首先就是要回答和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是什么？经过曲折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同样在经历了曲折艰辛的探索之后，初步回答和解决了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才能建设成功这样一个党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是执政党建设伟大工程，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来党的建设都不是就党建说党建，从来党的建设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进行的，从来党的建设都是与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党的建设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特点的体现。因此，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首先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来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党的建设不过硬，是宽松软的，那就无法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不可能有什么坚强有力的领导，更不可能领导和带领人民群众把伟大事业做好。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效果好与坏，最终要落脚到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是不是得到了加强，是不是能够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先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脊梁，始终成为合格的中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通过党的建设做到自身始终过硬。

二、把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今天我们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与过去对党的领导的一般理解有很大区别。过去谈党的领导一般指的仅仅是党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很少提及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现在看来，这是党的领导理论不够健全和完善的所在。党如果对自身建设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各级党的组织对党的建设如果不重视，或者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把经济建设招商引资作为硬指标，把党的建设当作虚指标，党的建设长期处于“宽松软”的软弱无力状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党的建设这个根本性的也是基础性的工程没有做好，最后经济建设也不可能持续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不可能成功。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第一部分讲的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有机统一关系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突出特点，也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重大贡献，就是把党的领导首先界定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并把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强调党的领导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

过去党的自身建设中出现的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根本上是党对自身建设领导弱化的问题，是没有履行好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责任的问题。因此，加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必须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这是全面从严治党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直接的动因，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长管长严的基本保证。

从严治党从建党到现在 90 多年，我们党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不能说我们党不重视从严治党。很多从严治党的道理都讲到了，也讲得非常好，包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包括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重要性 ；包括一定要怎么做、务必要怎么做、必须要怎么做的原则要求等等，但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些人就不这么做，我们很多监督机构也不能拿这些人怎么样。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陈年痼疾一直得不到有效治愈的最直接原因。一句话总结就是，问责不到位，违纪违法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严厉的及时的惩处。时间一长，就如同黄炎培先生当年对毛主席谈的那样，懈怠之风由少数演为多数，待大的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了。

为什么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如此重大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敢搞宽松软，而不敢严紧硬，直接的原因就是当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成效好坏，与其政治命运没有直接挂起钩来。也就是说，导向不明确，一个是责任不清、问责不力 ；一个是政绩不明、激励缺失。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开始，做到了如何问责，做到了如何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