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逻辑和实质

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的逻辑和实质

摘要:相对于“两个转变”的解释思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实际状况及其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是他探索和思考的更为重要的主题,很显然这也是哲学史、思想史永恒的议题。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少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释。比如,在以往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中,判定其直接来源于“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事实上,在接受这些学说之前,马克思有一段相当复杂的思想起源期,是欧洲的文化传统培育和塑造了他的观念、思维和价值。如果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大而化之地进行估判,就会遮蔽多元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形成的具体轨迹、环节,实际上不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

就马克思思想的起源期的情形看,当我们把迄今为止留存下来的“中学材料—大学文学作品—哲学笔记—博士论文”作为一个文本单元统摄起来并从总体上进行研究后,就会发现“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其所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成为马克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人文经典的滋润,使他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以及升华和超越的必要性;而对“原子论”哲学的追寻激发他对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总体、本质与现象、短暂与永恒、主体与客体等哲学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思维框架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理念。这些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马克思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决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溪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滥觞之上的勃兴。

通常把马克思自1842年4月起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任编辑直至1843年3月退出、之后又致力于创办《德法年鉴》并于1843年2月出版第一卷这段时期,称为其思想发展的“《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文本包括:发表在《莱茵报》上的30余篇时事评论、“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通信》(8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

此外,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演变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到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马克思逐渐实现了其哲学思想的变革。在这一思想解构和转换的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了论争,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为此我们从德文翻译了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著述》《对〈神圣家族〉的反批评》和埃德加·鲍威尔的《普鲁东》等文献,同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而是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内容也穿插进来,使在“犹太人问题”上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三次交锋的文献完整地呈现出来。

根据以往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尤其是鲍威尔本人的著述,可以详细追溯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论争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具体复原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真实情境和三次交锋的具体过程,细致梳理和展示双方各自的思想、分歧和争论焦点,进而给予公允、客观的评价。特别是还可以此为视角,观照鲍威尔的哲学思想和“犹太人问题”的论战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意义。这一研究可以廓清不同的思想家是如何分化的: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以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的思想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但是,检视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论著,我们会发现,大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思路和线索来解释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这段历程,即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我们知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思想史论著充斥着的都是这一观点,它把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极为丰富、复杂的哲学思想统统抽象、归结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或辩证法。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误读和曲解!

最近四十多年来,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这种不深入思想内部认真分析、动辄简单划线和定性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已经被解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解释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还需要认真的省察。事实告诉我们,随着对马克思原始思想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一大批早期文稿及其相关文献被发现和出版,使得其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和理论的复杂内涵更加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即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而言,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至多只能说它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唯一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它最后的避难所!

这一思路所存在的解释困难体现在:

其一,它断言马克思早期政治立场上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且很多论著指称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这种转变的,因为这份导言“力求指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并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明“无产阶级是能实现这种革命变革的社会力量”,这“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对“共产主义”本身的解释、描绘和论证实际上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不明确的,在以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他的认识又几经修正、补充和变化,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述中,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较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都有很大的差别。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不同的著述中,“共产主义”是在多重意义上使用的,诸如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向往和描摹、具体制度模式的设计和构建、革命理论的表述和实际社会运动的推进等等,都是它不同的所指,再加上它与“社会主义”概念之间复杂的关系嬗变,那么我们就很难抽象地断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完成的转变是在哪一个层次或意义上进行的。

其二,我们都深切感受过把一种非常丰富的思想用极为简单化的哲学术语给予概括和定位,会与原始思想之间形成多么大的差池和错位。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位并不是在严格而明确的意义上自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哲学”“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判别他的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价值归旨主要应该聚焦于其超越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新”和“现代”方面,而不是看他著述中有多少思想是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契合或向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就马克思的文本看,他对一般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对唯心主义的责难少。把马克思哲学立场的变化单纯概括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所造成的后果是:第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作用估量过大了。其实,“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是恩格斯的说法,已经有考证文章指出,尽管马克思也发表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赞赏之词,但很难说他什么时候是完全的费尔巴哈派的信徒,就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言,黑格尔始终是第一位的。第二,没有指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所在,即没有体现其“新哲学”“新唯物主义”之“新”和“现代唯物主义”之“现代”的真实含义,而把它混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了。

究其实,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回到费尔巴哈所实现的“颠倒”了的水准,即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而博大、深邃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显然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曾几何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设计了这一哲学形态演进的逻辑进程,认为始自康德,中经费希特、谢林,最后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走过了一条“提出问题—探索思路—形成结论”的发展路径,最后由于在自身框架内不能解决其内在的理论困境而走向了衰落。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是研究者主观构造的一条逻辑。而当我们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置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换的进程中予以观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的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的变革”更具有不可超越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力;相反,“二十世纪的哲学运动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因此,仅就思想的蕴含、深度以及对现代哲学的影响而言,绝然不能说黑格尔哲学超越了康德。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颠倒”之功,诚如马克思也已经指出过的,只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而在哲学高度上它处于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同的水准,并没有实现唯物主义的现代转换,达到唯物主义的巅峰。马克思哲学充分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其主体性思想,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在“实践”这一特殊的基点和意义上——它不是孤立的点、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一种活动、过程和中介——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等复杂关系的,他的哲学是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而不是简单地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此外,还需要甄别的一个问题是:“两个转变”之间是什么关系?两个转变的说法很明显来自哲学的“党性原则”,即认为如果哲学立场上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政治立场上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如果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在政治立场上必然是非共产主义甚至是反共产主义的;反之亦然。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必然性”的说法和推断其实未必“必然”,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退一步说,假如例外可以成为通常,按照上述逻辑,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应当是同时完成的。但实际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对此的解释与实际情况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诸如,奥古斯特·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同抛弃唯心主义和开始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发生的”。上文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编者也持这种看法,并且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只要我们看看已经被认为是完成了政治立场转变的马克思在同一文本中一再诉诸“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其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述的“人的本质”“异化劳动”和“异化的扬弃和向真正的人的复归”等论断,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这些表述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混乱、新旧杂糅和前后矛盾,而表征的是用单纯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简单的哲学术语涵摄和概括他的思想必然会发生错位和差池。

任何抽象都是一种界定,都有其特定的界域,相对于例外的情形和现象同时就意味着解释力的有限。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两个转变说”在解释马克思早期哲学变革过程时局部解释功能和合理性意义,但面对马克思早期如此丰富的文献和复杂的思想,我们需要以多种方式予以理解和解释。我认为,相对于“两个转变”的解释思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实际状况及其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是他探索和思考的更为重要的主题,很显然这也是哲学史、思想史永恒的议题。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郭浩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