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

当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和行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体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其中，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战略抉择。

　　要有科学指标引领

改革开放以来，从“四个特区”战略，到沿海开放城市战略，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各种产业园区发展、保税区战略，以及发展到近几年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等，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不断走向深入。

就开放发展的内容来看，从依靠税收等大规模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到实现大部分制造业开放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　从低成本优势竞争参与国际分工，到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关税降低，到逐步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推动“放管服”改革，中国的开放范围、广度、速度、规模、体量和影响力等在发生深刻变化。

40年来，中国巨大的生产力水平和市场规模，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但总体来看，前几十年的开放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要依靠量的扩张和规模扩大的路径；二是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和市场规模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基本上是依靠各种政策优惠和招商引资模式；四是开放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显然，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经济发展质量。

在此过程中，需要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评价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看，一个国家发展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应当包含这样几个思考维度和指标引领：

一是依靠创新驱动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现发展的质量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而非一味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　二是依靠大幅度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提升国际贸易的增加值占比，而非单一依靠加工贸易；三是依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和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而非主要依靠政策优惠；　四是能够基本实现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而非一味追求贸易顺差；五是基本实现国际投资内外双向协调，而非单一的招商引资；六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内外资各种创新形成内在激励；　七是顺应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规律，在推动制造业开放的同时加快服务业开放发展，推动全面开放发展，而非单一的制造业开放发展；八是顺应国际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趋势，而非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单边主义政策选择。

　　关注七个方面的问题

在实践层面，加快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从国内外趋势来看，大规模招商引资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应当关注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要关注引进外资的结构效益，如高技术制造业外资引进等；要关注服务业引进外资力度和能级的提升，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开放与引进；要关注引进外资的环境效益，确保开放型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理念。

二是要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扩大进口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在当前背景下，积极扩大出口不仅是平衡进出口贸易、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短期选项，更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人民从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中国推动全球化继续前行、体现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担当和大国责任。

三是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促进多元化发展。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但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增加值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还不高，出口产品的创新能力、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要逐步改变贸易出口过度依赖少数国家的问题，提高贸易结构多样化。尤其是，要逐步扩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增长，努力优化和改善出口贸易的国别结构。

四是有效提升对外投资水平。随着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国际投资与合作发展要从追求投资规模转向更加注重对外投资结构优化、投资质量效益提高，避免对外投资“一窝蜂”等非理性行为。同时，要注重对外投资行为的规范性，真正提高有效投资和国际合作发展，体现从投资大国到投资强国的转变。

五是严格保护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不断加强公平竞争审查、维护公平市场秩序、制定竞争性政策，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其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重要规则，也成为全球性公平竞争政策的核心。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必须遵循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规律，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励创新。

六是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最终要依靠提供公平、公开、共赢的国际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此来吸引要素流动和自由配置。就此而言，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推动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的体制机制环境，引导公平竞争，稳定良好预期。

七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要从原来对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跟随者向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转变。要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规则制订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体现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