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早年的一则文化广告

毛泽东同志早年的一则文化广告

摘要:1920年,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等,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

1920年,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同志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诸如《达尔文物种起源》《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国》《新生活》等,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书社开张后,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成为毛泽东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颇有头脑的,他拿起手中之笔,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包括《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等。这些文化广告,或侧重于所售书籍种类列举,或侧重于思想内容概述,或侧重于读书方法介绍,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读来毫无广告推销之感,倒有思想启发交流之雅趣。其中,《读书会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说。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要知道,当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书籍报刊,而印刷技术又远非今日之便捷,故而书报虽广受欢迎但价格不菲。特别是对青年学子来说,大肆购书堪称奢侈之事。即便如鲁迅,在当时也常常抱怨购书费用之昂贵。1912年他在日记中记述:“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由此也无怪乎时人哀叹:“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自然而然,毛泽东同志的点睛之笔也落到了卖书之事上来:“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虽说是为了售书毛泽东同志才大扬读书会之益处,但客观地说,对于读书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这不仅因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倡穷人子弟组织读书会合作买书、交换阅读;而且在其后的岁月中,他也多次组织读书会,并从中多有所获。

读书会并非毛泽东同志的发明创造。我国古代文人就有聚会读书,切磋交流的传统。《礼记》曾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吟诵唱和,可以算作读书会的古代形式。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欧风美雨纷至沓来,西方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国人的头脑。动荡不安中,科举废、学校兴,接触知识和文化的条件越来越便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读书的需求也较以往急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读书会悄然兴起。据记载,民国二年(公元1912年)即有报刊对读书会进行报道。

说到这,有必要先谈谈读书会的组织特点。所谓读书会,顾名思义是指旨在读书交流的小众社团组织,它以读书为对象,成员多是志趣相合的熟识人群,组织形式也较为松散。按照台湾学者邱天助的观点,读书会具有自助、合作、自愿、民主、非正规等特性,因其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氛围和洽等,广受读书之人的欢迎。正是看到读书会在思想传播、人员组织等方面的诸多优势,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极为推崇这一组织形式,并积极借助它开展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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