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来，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不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比较、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

有鉴于此，6月15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支持指导下，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专题研讨会在曲阜召开，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谢地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徐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麻国庆、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教授何中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陈金钊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

研讨会以“领会‘5.17讲话’精神，构建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主题，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建构中国的思想体系”“从中国经验发现中国理论”“从中国政治传统看当下制度建构”“重新定义中国政治”“三合一体制”与“广义政府”“儒家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本土化与世界化之间如何平衡”等多方面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角度，在对中国社会哲学科学研究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如何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理论、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与阐发。

当下中国社会哲学科学研究呈现出怎样的样态？正如郑永年在书面演讲中所言，不管是对于中国文明的历程，还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我们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社会科学观和思想体系，只能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来解释中国，因此我们总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甚至造成很多误解，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西方言说与研究的力量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言说与研究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言说就失去了支撑。西方的东西无论什么主义，运用之来解释中国，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在解释而是在曲解中国。所以，未来应该在不排斥西方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建构起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以支撑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与制度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经济制度模式、政治制度模式，以及建立一个框架来解释中国非常有必要。他更依托中国自身传统，抽象出经济领域“三个市场”或者“三层资本”说、政治领域“以党领政”与“三合一体制”说。

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如何实现人们所期盼的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何中华认为，中国今天的学术“本土化”诉求，是在东西方文化不对等的非常态情况下提出来的，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大格局下的总体趋势，就是“去本土化”，以“全盘西化”思潮最为典型，然而文化传统因子已先行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像西方人一样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国故事、中国现象、中国事实，要从被叙述、被格式化的消极角色，转向自叙述的积极角色，目前这个转变的历史时机正在成熟，社会发展要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要跟得上，中国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基于本土经验，生产地方知识，同时又能够对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形成，有赖于建构性概念的创造。徐勇认为，思想领域存在定义权的问题，谁先做这个事情就有对这一类事物进行定义，进行定义以后有一套知识体系能够传播、学习和运用，这就是概念化。概念形成以后接受者越多，就会形成话语权，也就是话语产生的征服力。这个征服力就会让人们的思维格式化、模式化。在社科领域对概念的定义权非常重要，谁有定义权，谁就会占主导地位。我们国家恰恰缺的就是定义权，西方的先占原则使它建立起来对事物的认识、定义，特别是在十七八世纪运用“主义”这两个字把大量的事物简化了。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很难走下去，是因为没有一套自身的逻辑体系。没有明确的定义就无法传播，无法传播就不能形成话语的征服力。社会科学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重新获得定义权非常重要。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很多社会事实现象是原有的概念无法概括的。问题是，人们受到既定知识体系的限制，不愿意从事实出发去创造新的概念，或者发现了大量的新的事实现象却不能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概括，无法生产出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要从丰富复杂的中国社会现象中发现新的事实，并加以提炼、总结，建构概念，获得对事实的定义。

如何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的理论？姚洋谈了三点看法：第一，我们要诚实地反映中国发生的事情，认真总结做对的地方，不要粉饰做错的地方；第二，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走，西方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第三，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能做的，在最低的层次上是把中国的故事给讲好，然后是怎么在国际舞台上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后者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一个比较自由的、宽松的学术环境。

在讨论中，“问题意识”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关键词。谢地坤针对哲学研究提出，应当以问题为主导，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带来学科的新的建构；要以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解决问题的道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赵树凯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提出高校的政策研究注重追踪相关文件，因其角度和理论都比较宏大，故所提建议往往较为空泛，在这方面应学习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重视政策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从现实与经验研究里出理论，出逻辑。萧功秦认为，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一定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并且把这个问题意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升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跳出西方主义的话语霸权。朱苏力认为，关注中国现代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可能做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需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姚洋提出，回归传统不等于是把传统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我们应当用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朱苏力认为，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性因素的作法，实际上还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标准。这种寻找中国所谓“萌芽”的做法，仍然是缺乏学术自信与经验自信的表现。麻国庆提出，强调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学者群体的共同特性，这一点是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中格物和致用并存的文化习惯，一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姚中秋认为，儒家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等待着我们去激活。通过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可以让儒学全面地回应当代这个社会的问题。发展儒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应用西方之术，弘大“中国之道”，构造新的“中国之器”。史云贵认为，我们要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必须要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萌芽，找渊源，不然的话中国特色就离开了自己的传统，按照西方的标准，我们就打造不出来。谢地坤强调，我们既要有自己民族的东西，同时也要超越民族性眼界，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以世界性的眼光来构建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在会议总结环节发表感言。他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基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失衡。如何平衡、兼顾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成为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大命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命题的提出，正是希望能在传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走出一条平衡之路，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搞所谓的学科建设，还是基于本土经验进行学科转型？如何回答这一严峻问题，关乎下一阶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方向和目标。

王学典还提出，我们目前遭遇的最大问题，是西方的模型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也难以解释既有成就。当着经验与模型发生碰撞之时，修正模型还是放弃经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选择。当前，人文高等教育的总体趋势是继续推进学科建设，但对学科转型本身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人文学术主要的生产力集中于对中国经验的讨论。这是在较长时间之内制约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者，我们还面临着材料过剩和理论贫困之间的尖锐矛盾。以改革开放为界，前30年是教条主义笼罩学界，后30年直到现在是经验主义笼罩学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经验、案例、数据、事实已经足够多了，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从足够的案例当中提炼出能够反映经验本身的概念。这两个矛盾不解决，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关系，只能是学徒小工和学术老板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材料、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应是学界最大的一个追求。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聚一堂，共同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的话题，恐怕是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人文学术盛事，显示出这一命题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同时，不同学科维度的思考和面对面碰撞，对各个学科的本土化建构，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与促动作用。事实上，近20年来，之于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构建，学界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科体系”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早已是学界的自觉诉求。但是，材料过剩与理论贫困的矛盾，迄今仍未见实质性改观，仍然严重制约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告别西方中心论之后的中国学术，将面临更为艰苦的探索和尝试，寻求能够更好地揭示历史、勾勒现实的概念，以建设富有本土特色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