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的明人别号

别号通指人在名、字之外的别称，简称“号”，有时又作“道号”或“表号”。别号多为自己所起，亦有他人所起，且与名、字无联系。在古人称谓中，别号常作为称呼之用。明代别号之泛滥，笑话书多有揭示。有一则笑话云：有借马者，柬云：生偶他往，告借骏足一骑。主人问：“骏足何物？”对曰：“马也。”主人曰：“原来畜生也有表号。”马号“骏足”，畜生也有表号，堪称时代风气的缩影，更是社会异动的产物。

明人别号的流行乃至泛滥，始于士大夫。当时士大夫中举之后的人生四件得意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 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不仅鲰生、小吏，各以道号标识，进而忘其名与字，甚至“奴仆、舆隶、俳优，无不有之”，即“降及舆台，罔不有号”。更为可笑的是，甚至盗贼也有别号。据祝允明《前闻记》记载，江西有一知县在审讯盗贼时，盗贼回答：“守愚不敢。”知县听罢，不知盗贼所谓，就向左右询问，其中一位胥吏道：“守愚者，其号耳!” 此即盗贼也有别号的典型例证。 

自古以来很少听说帝王有别号。但至晚在唐代，皇帝已有取别号之习。入明之后，皇帝自取别号、法号、道号之风甚盛。以别号来说，如明武宗，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自号“天台钓叟”，又号“尧斋”;明穆宗，自号“舜斋”；明神宗，自号“禹斋”。以法号、道号来说，如正德五年 (1510年），明武宗自号“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内廷施药于外，药上钤有“凝道雷轩之印”，其中的“雷轩”，即为明世宗的道号。

时风所及，明代的普通民众，不分良贱，多有别号。以良民为例，明代农夫多有别号，如嘉定县一位姓唐的老农，“力耕六十年”，名其所居之室为“守耕”。工匠亦有别号，如莆田东门有一位皮匠，排行第三，擅长制作皮鞋，向林俊乞号，林俊替他取了一个“阑波”的别号，暗寓“东门皮三”之义；江西景德镇烧瓷工匠昊十九，自号“壶隐老人”，又称“壶隐道人”。 

流风所及，妇女也开始模仿男性文人的生活，取有斋室之号与别号，此即史料所称的别号“妇人亦有之”。晚明，出现了一些“女郎”，而且以能诗著称，其中最著名的属吴中王修微，自号“草衣道人”。她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继儒、钟惺相善，并且有文集行世。在晚明，无论是名媛还是姬侍，无不取有别号。此外，别号之风开始向方外之人渗透，一些“诗僧”也模仿文人之俗，在原本法号之外，另取有别号。如弘治、正德年间诗僧明秀，号“雪山”。

别号在明代的风行乃至泛滥，固然是明代文人风雅生活的具体反映，但也与文人的好名之习休戚相关。正如明代思想家陈献章所言：“古之为士者，急乎实之不至；今之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 又周之夔言苏州一带习俗云：“吴俗好名，喜交游，事干谒，虽骚人不免。” 由此可见，别号的出现，固然有各自独特的精神意蕴，但明代别号的泛滥，无疑就是明人好名风气的真实反映，而且其影响已经及于社会各个阶层。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