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3）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载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北宋吕正臣，“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李昭玘《乐静集》）。这说明吕氏之成功得益于他重视招募高级工匠。宋代发达的矿冶炼钢、营造技术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撑。能工巧匠一多，社会上科技氛围就更浓郁，还激发了工艺竞争和经验总结。印刷术又促进了科技书籍的刊行、推广和普及，北宋刊刻发行的《算经十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宋代甚至还出现罕见的数量丰富的科技碑刻，不仅传播了科技知识，而且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宋代工匠之多，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重视，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表现在人才政策上，开宝三年（970年）正月朝廷发布《举孝悌诏》，要求“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举，但又规定“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后，制举录取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选拔趋于定制和稳定。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陈襄笔下《百工由圣人作赋》中的工匠简直是一种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职业：“统尔六职，良哉百工。何艺事以斯作，由圣人而是崇。办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适用本惟睿以兴功。赜姬旦之明文，见东官之盛典。谓夫智之出也，始剏物以兴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尽善。嘉众艺之勃兴，本圣谋而不阐。攻金攻木资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车由灵机而洞显。自兹立器为利，因材究奇。虽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规为。既执技而纷若，诚取法以宜……且夫国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业，或饬材而兴利。率皆因上圣以资始，致宏规而绰备。依于法而游于艺，肇自神谟。智者忧而巧者劳，出由睿意……修事之经始者，必资于善谋。伊众制之虽盛，非圣作以奚由……虽云代守其业，但见作者之圣……祖述虽资于匠者，经营率自于古人。按乃度程，实聪明之制作勤乎，朴资睿哲之经纶……今上方稽古，道而复淳，立是工也，体圣明之所作。”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宋代重视科技教育，设立算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以及工匠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普遍瞧不起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不得已才会进职业院校。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己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以杀鸡为业的小工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这一传统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到劳动尊严，方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出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

（作者：刘绪义，系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