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总汇”之崇文门税关

崇文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代大运河终点从积水潭改到通州之后，崇文门成为经由水路到达北京城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即设有征税宣课司，到明中期成为京城总税关，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庞大的皇室以及各级官僚衙署、文人士子等聚集在北京，这里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消费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携带各式商品纷至沓来，以满足北京城的日用所需。这些客旅商货都需在崇文门登记报税，故崇文门关也有了“天下第一关”之誉。

“鬼门关”难过

明清时期的北京，每日往来行旅众多，有回京述职的官员、进京赶考的士子、贩卖货物的商人等等。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客旅，每日穿梭在京城内外，作为京城总税关的崇文门关便尤其显得忙碌拥滞。如何区分商货还是寻常行李，对于崇关胥吏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一方面增加了客贩偷税漏税的可能，同时也给管关人员克扣行旅提供了便利，故崇文门关又有“鬼门关”之称。

乾隆二十九年，御史汪新因携带箱子进城被崇文门关胥役勒索钱300文。嘉庆五年二月，一监生进京过卢沟桥时被讹索，到了广宁门又被拦阻勒索，该监生因所携钱款已在卢沟桥用尽无可给予，所以无法正常进城。他只好绕道，最后守候两昼夜才得以进京。即使是权重一方的封疆大吏，通过崇文门关也并非易事。据记载，左宗棠回京述职时亦曾被崇文门管关人员勒索四万两白银，屡经沟通才被放行。

真假海巡，招摇撞骗

京城道路四通八达，为严防进城货商偷漏税款，崇文门关还委派了一支特殊的巡查队伍——海巡。然而这支行动灵活的稽查队伍，也是崇关弊政的一个缩影。嘉庆十七年八月十九，崇文门税务监督吉纶奏报：因稽查透漏责在海巡正副监督，所派家人不过数名，所以不得不雇人帮同巡查。然而近畿地方辽阔，究属鞭长莫及。因此有“市井无籍匪徒散布四方冒称海巡，多至百数十人，名为稽查，藉以索诈，俗谓之图人白役，甚或勾通不肖胥役私收私放”，进而导致崇文门税课“遽形短绌”。

道光十年，因税局巡役过多，又有这些巡役的亲戚及熟识的闲杂人等向该管委员“请讨谕帖”，借此与商贩等人勾结偷税漏税及勒索商旅，导致往来官民人等将崇文门关视为畏途。如遇有装载行李车辆到门，每一个衣箱索取银四两至八两、十两不等；有奸商私贩违禁等物夹带进城，胥吏等收受贿赂然后私自放行。道光十九年时，连皇帝也认为崇文门宣课司设立海巡，原以“访拏偷漏为慎重税课起见”，然而近来所派海巡并不亲赴稽查，“以跟役私人为耳目，以致招集市井无赖讹诈客商扰害行旅，种种不法情殊可恶”。

防止偷漏，增设税口

为防止货物私运进城，崇文门关在进城的主要通道均设置了分税口或者稽查机构。清代崇文门关的总税口位于崇文门外大街，同时又在卢沟桥、板桥、东坝等地设了多处分税口。商货走水路经运河至通州上岸，再由朝阳门外大道入朝阳门，至崇文门纳税。卢沟桥至广安门是西路进城的主要陆路通道，因将卢沟桥设为分税口，在此设役巡查。

“崇文门所过一切官办物料、客商货物及行李，车驮如从陆路进京者，俱由卢沟桥税局查明件数，送广宁门转押，崇文门税署查验有无输税，分别放行，此向来办理之章程也。”其中板桥和东坝两处税口的设置，则是因其为货物偷漏的主要道路。史书记载：板桥为卢沟桥绕道，客商货物多由板桥走漏，在此设置稽查口。东坝“原非通州、张家湾大路，因有土人将进京货物绕道至东坝私卸隐藏，再逐日暗运”，故在此设役巡查。

延用重臣，严惩积弊

为进一步清除崇文门关税务之弊，清廷通过不断调整惩治措施及委派亲信官员管理崇关两大方式来应对。雍正二年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其中剔弊四条分别是缎纱、绫、大羢等物按丈尺纳税，獭皮按照价值纳税。清朝历代皇帝也多次强调对于税关弊政应严加惩处，“如有需索情弊……从重惩办”。同时，在监督选拔和任用上，“崇文门税差多蒙皇上特简大员管理”。乾隆朝因“崇文门税务殷繁，不无滋弊，恐胥役从中需索有累商民”，所以“特派亲信大臣”进行管理。因此，崇文门关监督任职名单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大臣，乾隆朝时“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可见朝廷对于崇文门税务之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崇文门关被勒索的人员，除了一般客商行旅之外，也多有各地的官员及士子。后者在崇关的遭遇往往会被上奏皇帝或者书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崇文门关弊政的传播。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御史汪新弹劾崇文门弊政，后经查明则仅为“巡役要去饭钱三百文”，虽有需索之事，但决不至于如御史所言崇文门关管理“横行无忌，全无过问者”。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北京作为“天下总汇之区”，每日进城货物及行旅往来众多，作为征收进城货物关税的总税关，崇文门关每日验视的商货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可能正是它在税收过程中出现问题较多且被诟病的重要原因。

民国以后，崇文门关税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是北方军阀间相互抢夺的军费来源。1928年都城南迁之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关的存在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请愿废除崇文门关，并最终于1930年正式撤销。从此，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天下第一税关”——崇文门关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有此一说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

《郎潜纪闻三笔》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曾有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经过崇文门时关吏所索过奢，陆姓官员实在无力承担，只好将他的行李都寄存在城外，只身带领一个仆人进城，这样才能免于被税之困扰。他说：“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上奏，有和珅家人刘秃子，本为和家一名车夫，但是日常生活“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怀疑因其“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代理税务有年”，借征税之名擅自加增税课才有如此奢华的生活。虽然证据并未坐实，但经理崇文门人员的优渥收益确实屡载史册。另外当时有很多不法商人与崇文门官吏相互勾结以侵吞税课。如酒税是崇文门关征税的主要来源，酒也就成为商人偷漏税款的主要商品之一。据道光二十八年奏报，近年来“贩运私酒愈出愈奇逐队成群，背负肩挑明目张胆，动即拒捕。虽经缉获多起，仍复依然走私，其余卖放包私之弊，更不一而足”。当年有人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