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文化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了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对建立和谐安全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国际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但同时也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全球各地区思想观念的差异密切相关。西方国家推崇其“零和”和“竞争”的思想，使得全球问题愈演愈烈。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首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合作趋势的增强，呼唤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局限于国家的内部，各种生产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联系，各国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主体。随着国际经济合作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主体也不断增多，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成为国际交往中主体的表现形式。国际组织的成立是国际经济合作的表现，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这种良性互动，互相促进，实现共赢的国家经济合作。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趋势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付诸实践。从“一带一路”倡议到2015年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再到中国为国际社会和平做出的种种努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的这些主张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平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

其次， “零和”思维法则的失措，需要形成新型国际共同体发展理念。“零和博弈 ”指的是在游戏中，一方赢的数值与另一方输的数值等额，由此游戏最终的结果归于零。它后来广泛用于有赢必有输的竞争与对抗，进而扩展为国家间非此即彼、自私自利的国际关系处理方式。西方国家推崇霸权的文化即是源于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化认为，一个国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增多，就可以任意欺辱他国，同时造成其他国家财富的减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随意地侵犯他人，导致世界各地掠夺、战争的悲剧频发。直至今日，此种文化观念一直被多数国家奉为外交指导思想，决定着该国的外交立场与政策。有些国家在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罔顾其他国家的利益，这种唯利益论的零和思维，已经严重掣肘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共赢”的思想逐渐取代“零和博弈”的观念，因而各国要从共赢的角度去思考国际社会存在的问题。所以在当今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霸道”文化泛滥全球的态势下，想要遏制愈演愈烈的全球问题，从“零和”走向“共赢”，必须找到一种能与这种文化相中和的文化，需要寻求符合全球发展要求的成熟智慧。

最后，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体二分法”的无助，需要寻求新型的全球生态观。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资源的无限掠夺，导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长久存在的问题。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该思维模式认定人与自然都是独立的个体，人可以任意、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可以随意地改造自然环境，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在环境问题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利益共生的，如果不采取整体性治理、全球性治理，永远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区别于“主客二分”的全球新型生态观成为了迫切需求。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主客二分”的全球生态观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是为了保障全球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当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价值观，用长远的眼光去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全球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提供了深厚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内涵的超越性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意指和谐，而“合”意指合作。“和合”强调的是差异共生，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的状态。整体来看，“和合”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强调事物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调和达到稳定的状态，其中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不同事物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其二，事物之间是有差异的，并不是等同的，因此需要磨合达到和谐的状态；其三，事物调和之后并不是孤立的，可以通过相互之间交往，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相比之下，以“和合”为文化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多方面的超越性。

第一，“非意识形态输出性”对狭隘的“意识形态输出”观念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意识形态输出性”，这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其一，利益共生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和拱立的伦理意蕴。“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表示的是成员之间命运相连，无论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或者任何其他问题都可能是彼此之间共同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或国家。国家之间虽然在性质、文化上存在差异，但是各国的共同利益使得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中国向世界告知，各国各地区处在同一个命运体中，彼此的发展是共生共荣的，中国的发展也不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中国在与各国的合作中将始终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力图“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巴黎协定的签订是中国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所表明的态度，“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谋福祉。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的共同体是对本国也是对他国都有利的共同体，不是追求自己的发展而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共同体，也不是追求当代人发展忽视后代子孙发展的共同体。

其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性国际问题的解决提出的中国方案，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国际格局下，并不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甚至可能被冠以“意识形态输出”的污名。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继承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也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国际社会也正是基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才能逐渐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在国际场合对中国“天下主义”与“和合主义”精粹思想进行阐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天人合一”“重义轻利”“天下大同”的思想，也包括中国国际交往所彰显出来的大国责任担当。

第二，“真正的共同体”对“虚幻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是18 世纪末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发展不均衡、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在“西方中心主义论”的影响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种“虚幻共同体”和“冒充的集体”，这种共同体只是披着共同的外观，其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遏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从表面上看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理性”伦理上的共同体，但在本质上具有与人类生活相反的一种虚幻表征，它并不是共同体成员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样的国家，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所构建的“超阶级”的伦理，因其虚幻性、排他性以及对人本质的分裂的特性，不利于当今时代伦理、法治体系的构建。而今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要打造的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是本国安全也让他国安全的“安全共同体”，是考虑当代人发展也不危及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共同体”。

第三，“和合”思维对“零和博弈”法则的超越。“零和思维”主张的是霸道、强势的国际秩序观，其以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霸道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在国际社会中，西方一直提倡这种思想。而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各个国家或组织体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成为“你我相互交融”的整体，一个国家的变化会带来其他国家的变化，因此再采取“零和”的思维模式已经无法解决现今国际社会存在的问题。蕴含“和合”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在考虑到利益共生的基础上，向世界宣告了我国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伦理的主张和观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采取和平的方式发展，反对运用“零和”思维的方式解决国际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为全球人类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全球各国的互利共赢为最终目标。

第四，“天人合一”生态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环境法治思想，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以往，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的环境伦理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将人作为孤立的主体存在，将客观世界与主体之间完全割裂出来。中国古代“和合”思想将人与客观世界统一在自然界中，认为是无法分割的整体，人的行为会受到客观事物的约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这种环境伦理思想直接指导了我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环境思想的理论渊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环境法律制度指引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最重要目的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这对在新形势下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以“和合”思想为基础，推进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中国社会秩序文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自然秩序的角度来看，自然界是一个阴阳“和合”的统一体，如“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天人合一”；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和合”思想是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合”在社会秩序上表现的是“礼”，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也同情同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交往价值理念的体现，国际交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共同繁荣。在“和合”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更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能够基于价值理性共同护佑世界和平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应对地区性与全球性危机，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福利与利益，有利于世界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以礼义道德文化为基础，促进形成永久和平的国际关系理念。国际社会的稳定需要更多的“内心和平”建设，而当前国际社会中的西方“零和博弈”法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没有将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作为价值追求。中国“和合”文化将礼义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其方式就是通过道德的教化作用让百姓遵守行为规范和法律规定。要实现真正永久的和平不仅需要国际公共制度的建设，也要使国际制度规范深入到每个国际主体、国际公民的内心中，才能真正实现国际社会和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将“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

以“差序之和”为基础，引导形成国际公共制度规范。“差序之和”强调和而不同，事物处于不同种类，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由此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利状态。国际公共制度规范的建立也是以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各国可以在相互吸收、融合基础上逐渐形成共同的国际性制度规范。由于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因此有必要产生一些共同遵循的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单个主体国家行为才会受到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国际制度规范的制约，这无疑将有力推进全球化发展进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我国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贡献。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52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7M611860）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No.NK20180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李栗燕，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8）10-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