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共治：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 （2）

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明德慎罚、德法共治的发端

从历史上看，德治论者可谓多矣，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只凭德治维持其统治。德治只有与法治相结合，德法共治，才能使国家富强，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11世纪，周公在立国之始提出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重大决策；把德与法首次联结在一起，开辟了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的先路。在“明德慎罚”治国方略的影响下，周朝法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首先，以流、赎、鞭、扑四种刑罚续于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后，避免动辄用肉刑伤残人的肢体或生命；其次，周公提出区别用刑与罪疑从罚、罚疑从赦的原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制的先进性；再次，周公告诫康叔，要用中罚，要求刑罚宽严适度，使受刑者无怨；最后，为了准确地司法断罪，实行“三刺”之法，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周公德法互补、共治，不仅稳定了周朝的统治，而且还造就了成康之治的盛世，“民和睦，颂声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二）法家的兴起和以法治国方略的形成

春秋时代，诸侯国坐大，王权衰微，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学派逐渐让位给新兴起的法家学派，法家奉行的法治逐渐取代了礼乐之治。公元前7世纪，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法治学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最早的开篇之作。

管仲认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他在论法的作用时，经常与工具——特别是度量衡器相比拟，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从而表现出了法律工具价值的意向。

管仲虽然提出并且奉行法治，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周初的礼法之治，同时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而相号召，表明了早期法家的一种状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表现了管仲的道德理念，并把它视作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他特别强调民富之后，必须继之以教化。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三）儒家推出为政以德与以法治国相抗衡

春秋晚期奉行礼乐之治的孔子，面对日益尖锐的礼崩乐坏的形势和法家法治学说控制时代的潮流所向，力图宣扬“克己复礼”“为政以德”之说，作为救世的一种声音。为了抗衡以法治国，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并且渲染“为政以德”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孔子看来，民众在解决衣食温饱之后，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教化，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知是非、近善良、敦乡里、识大体、爱国家，能够自觉地进行内省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德的圣训和法律的规范。

总括孔子关于为政以德的主张，基本停留在说教的阶段，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这是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时代是五霸争雄的时代，克己复礼、为政以德已经与时代的潮流相悖，不为诸侯国所重视。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