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共治：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

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认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认真总结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功用、相互关系、共同治国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

关于德的概念，东汉许慎《说文·心部》阐明：“悳（通“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意为对人对己都要把心思放正，才能“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古人还把德的价值与国家施政联系起来，宣扬德教和德化的重要性。关于德教，《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对此，郑玄注曰：“德谓善教。”关于德化，更多的是与重民、爱民联系在一起，如《尚书·盘庚》说：“施实德于民。”《左传·襄公七年》曰：“恤民为德。”《管子·正》曰：“爱民无私曰德。”

古人对于德之所以不吝笔墨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解释，不是偶然的，是和中华民族的特质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在严酷的生存斗争、生产斗争中需要借助“群”的力量抵御外侮和抗拒自然灾害，以维持存在和发展，因而养成了以直相待、宽容为怀、团结互助的民族心态。古代思想家论德之说正是有针对性地体现了这种民族心态，使之易为中华民族所接受。经过漫长的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把国家的兴衰与道德的弘扬、人心的向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德治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最终才有可能演化成为德法互补互用、共同治国的方略。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德治的价值取向在于化民

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重民、惠民、教民、以民为本，孔子曾以“养民以惠”称赞郑国子产治国有方， 他特别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不仅是“仁”，而且是“圣”。孟子进而论证了“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可见，德的功用主要在于教化，首先是化个人的不良心性，使之纳于德的规范之中。也就是运用德的标准进行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正直的、善良的天性，即内化于心，使之自觉地远恶迁善，趋吉避凶，不仅远离犯罪，而且经过内省，使心灵净化，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 。

其次以德化不良之俗。由于古代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的大国，因此流行于各地区的风俗多不相同。其中既有良善的风俗，也有荒诞、落后、愚昧的风俗，所谓“百里不同风”。而各地的风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历代在以德化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俗，使荒诞之俗归于理性、邪恶之俗归于良善，务使不义不肖之徒明礼义、知廉耻，使四海同归于德化。如同宋人苏辙所说：“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化民反映了政治家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全国的民众，表现出一种博大的政治气魄和抱负。以德化民除了以德的标准施教于民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善政辅助善教，把施政的立足点移至为政以德。

历代统治者对于以德化民都是十分重视的，其事迹多见于史书记载，借以表征德治与善政。由于民是国家的构成元素，民安则国宁，因此，通过以德化民，既巩固了国家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德的治国之用。德、法之所以被古人说成是治国的二柄，就在于二者在实际的功用上有所不同：一为直接的治国手段，如法是也；一为间接的化民为治，如德是也，表现了二者不同的着力点和价值取向。可见，古人对于德化的论说是理性的，是入世的，虽有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不能忽视其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德法结合、共同为治才成为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方案，形成了数千年特有的治国理政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