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两千六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提出的这一民本思想不仅为历代所继承，而且被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宋代史学家刘攽在《重黎绝地天通论》一文中即指出：“士农工商，四者谓之业。士者为学，农者为耕，工者治器，商通有无，此之谓事。”士农工商虽职业分殊，但皆为本业，故四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正所谓柱之石，国之本也。

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

宋代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由于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表明宋代社会结构向开放性、流动性与平民化趋向的发展，显示出商人已壮大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

宋代商人群体壮大的同时，其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促使其地位改变的原因，第一，政治上得益于宋朝统治者自始就推行实施开明开放的治国之策。宋开国伊始，就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这就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官”的政治藩篱。事实上，宋代士子应举已没有出身限制，“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的规定，表明科举取士的大门已向商人开启，商人子弟读书入仕的心态由此弥漫开来。王安石变法时期为规划财政新规，“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商人能跻身官府，更能登堂议事，这是前所未及的。

第二，得益于经济上宋朝政府所采取的恤商、扶商、重商的商业政策。如宋初即制定征商税则，改革前代征商弊端，采取轻税恤商的政策，对工商民众实行休养生息之策。其他放松市场管制、严格商品市场管理、保护商人利益等措施，亦皆为惠商之举。

第三，得益于法律上宋代商人在身份权、经营权、遗产继承权、诉讼权等方面的显著改善，法律地位的提高。

第四，得益于思想上农商并重、重商求富社会思潮的形成。宋代学者多关注市场利弊和民生疾苦，支持商业变革，为商人立言。范仲淹一句“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即是对商人社会价值的肯定。郑至道在《重本业》一文中提出的“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的“四业皆本”论，实为“工商皆本”说之滥觞。宋人视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农工商贾皆同气，草木虫鱼是一家”，表明那种把商人看作“杂类”“贱类”或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已有根本改观。“士农工商各成就”，重商求富、肯定商人社会价值的重商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

第五，得益于社会习俗方面的时代变革。如“婚姻不问阀阅”是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重要变化，也是宋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色。随着社会对商人的认同，对财富的尊重，婚姻观悄然发生变化。商人招登科士人为婿，时人称之“榜下捉婿”，风靡一时。陆游《长干行》诗中记述的那位“宁嫁与商人”“不愿入侯家”的女子，亦折射出宋代社会重商厚财的社会思潮。士商联姻为士商交往洞开方便之途。

宋代商人群体的壮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其经营理念转变与功业意识的形成，社会责任意识日渐增强，为其社会责任观的确立奠定坚实基础。

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随着宋代社会重商理念的倡导以及贱商、抑商、轻商、斥商等传统商业价值观的裂变，宋代商人已有一定程度的自信与自立，初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集中体现其秉持践行利以义成、义利合一、名以清修、和衷为贵等价值观念。如宋人笔记文献中就记载了钱塘陶四翁、泰州项四郎、嘉禾沈珪、平江姜八郎、汴京吴员外、京师某茶肆主人等“义商”形象。尤其是宋代商人“虽为市贾，亦重儒术”，深信“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当时无论家境贫富，教子读书多成为商人家庭中对子辈的重要人生安排。倾心教育，以商养学，经商业儒并举，也成为宋代商人群体普遍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这正契合了当时读书入仕的社会风气。宋代史籍所载商人投资教育、延师设学、令子弟科场得志的实例已绝非个案。如 《渑水燕谈录》记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举进士第”。《邵氏闻见录》记潞州商人张仲宾，“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夷坚志》记先营酒肆、后中进士的王育卿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的冯京，他出身商贾之家，立志向学，最终“三元及第”，蟾宫折桂，荣宠加身。这无疑形成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造就宋代商人崇儒尚学的情趣与意旨，甚至形成所谓“士多出于商”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士商一体与士商合道在宋代得以充分发展，无疑是对士尊商卑等传统社会意识的突破，表明士庶睽隔的渐行渐远。从商向学成为宋代商人的社会追求，显示其逐利求名的心态已迥异于前代的“求利莫求名”，已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功业意识和社会价值趋向。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对社会生产与生活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改变引领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显现出超越前代的新特点，彰显其社会价值及社会贡献。他们依靠多渠道的市场经营，为社会提供可靠的产品与服务，商业生活呈现蓬勃生机。如以餐饮、租赁、宿住、典当、借贷为主的服务市场，可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提供服务。进行长途贩运的商人，发挥着贸迁有无、调节余缺、联系城乡、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作用。诸如两浙、江南等的稻米，荆湖、川陕地区的茶货，闽广、两湖地区的甘蔗及其糖制品多靠商人运销经营。北宋开封居民的粮食供给大部分由商人贩运所至，南宋杭州每月所需数十万斤海鲜水产也全凭商人从明、越、温、台诸州贩运至城，再由数百家店铺出售供应市场消费。宋代文化市场如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买卖、书画收藏交易、曲艺伎乐、节假旅游等尤为繁荣，多姿多彩，蒸蒸日上，皆离不开商人的精心经营。其他如蚕市、药市、花市等专业市场的经营，也都形成一定规模，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许多富商大贾还远涉重洋，经营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商人还发明使用了“交子”这一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而宋代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引领时代潮流，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宋代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显露出宋代商业文化所内涵的历史发展趋向，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不仅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商业价值重构具有重要标示性意义，而且也对提高当代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完善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有着深刻的启迪借鉴意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