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龙：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维护社会稳定发展（2）

二、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工作的形势

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理艰巨的形势中。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形势：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引发的社会适应失衡一度比较突出。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有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实际上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劳动要素占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所以，我们国家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提高百姓的收入。

第二，资源配置中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现象，导致人们利益受损。这些现象或矛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处理事情的时候没有关注到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第三，国外市场的变化对我们的企业经营影响相当大。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很多企业都是外向型企业，如果拿不到国外的订单就意味着要减产，减产就意味着员工的收入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员工遭辞退。总体上讲，我们虽然现在应对得还不错，但是压力却很严峻。

此外，我们国家现在大量增加社会建设的投入，但社会结构调整的滞后与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不适应，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北京目前的老龄化程度，60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超过20%，也就是说北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大量人口红利来自于外来流动人口。这一情况带来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我们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监管难度明显加大；二是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参与社会管理或社会组织工作都面临挑战；三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伤害；四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依然偏重；五是在全国角度上，社会建设水平总体滞后，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不高。

第四，利益格局调整，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分化还存在。社会各阶层开始出现刚性化和固化的趋势。

第五，收入分配问题降低了人们对社会的认同。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强调这四个全面的出发点。

第六，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导致的社会管理滞后问题有待解决。我国1978年的城市化率是17.92%，2017年是58.52%，这40年间有巨量的人口进了城，其中一部分人得到了城市户口，但还有不少人没有城市户口，这也是一个问题。到2050年，大概还有几亿人要到城市就业居住，我们是否做好准备？这样的发展，不仅是对城市也对农村的社会管理带来大量的问题与新的课题。一方面城市有城市病，另一方面农村也有养老问题。对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但要把城市的问题治理好，还要把农村的问题解决好：

一是由于城乡分割产生的城市实际人口管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我们身边或多或少的隐性群体、灰色群体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管理服务的视野的问题。

二是城市化过程产生了大量因失业、下岗、生病、残疾、孤寡而形成的城市贫困群体的问题。怎么让这些人有尊严地生活，是我们党委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旧城改造、开发建设等格局调整引发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在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为我们强制要求相关单位搞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落实追究责任。

四是因焦虑、生活事故导致自杀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也是社会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

五是高度流动性社会引发的社会风险日益扩大的问题。低度流动性社会变成高度流动性社会，对我们社会管理治理的要求就更高，相关的风险也在增加。

六是信息化社会对我们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发起了新的挑战。截至2018年6月，我国已有8.02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有7.88亿，占比高达98.3%；同时，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11亿人，及时通信用户规模达7.56亿，网络新闻用户6.3亿，网络购物用户5.69亿，网上外卖用户3.64亿，网上支付用户5.69亿，网络直播用户4.25亿，以及共享单车用户2.45亿，网络出租车用户3.46亿，在线政务服务用户4.71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治理跟原来大大不同了。现在一件很小的事情，如果你反应太慢，可能马上就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信息化社会使我们的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安全，如个人信息的不安全。信息化社会还使网络民意的表达更加通畅。所以，信息通讯技术也把使用它的人和不会使用它的人分在了社会的两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