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的新意义

文体学的新意义

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从礼制、政教、职官、语言、作者、听众、媒介、场合、文本等展开文体的发生,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文体之手,将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得有条不紊。福柯说:“我希望能够注意到,当我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没有名字的声音在我之前早就存在了。”文体正是中国文学背后“看不见的手”或“没有名字的声音”,不是作家论,不是文学史论,而是文本与文体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相互连接的游戏,构成中国文学的隐秘逻辑。由此而论中国文体学,义莫大焉!因而,可以更开阔地探讨一下文体学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的潜在意义。

第一,文章学的重建。“游文章之林府”(《文赋》),这是说古往今来的文学遗产;“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文心雕龙》),这是说中国好文章的起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这是说经典;“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这是说文采……“五四”以还,我们讲“文学”,讲想象、幻觉、灵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实“文章”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更文学、更美好,因为“文章”更加本色、本真,文人可以守护的,读书人可以珍惜的,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就是写文章。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文章”常常与如下词语组合并同时使用:经术文章、纲纪文章、礼乐文章、气节文章、文章志节、道德文章、大块文章、节义文章、青史文章等,其中有人的胸襟、气节与道德行为,有制度与政教的正义、仁善与文明教化,有代代传承的经典,也有天地自然的大美,因而,如果回归中国文体真相,文章的价值与地位应大幅提高。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基本上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其中大大遮蔽了文章的面貌,不要说文章与文明的关系,诸如文章的体裁、类别、作法、功能、内容、美学等,都十分稀缺。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有选择性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真实的文学史。

第二,非虚构性。如果回到文章的本份,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要重新加以重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正统,小说戏曲毕竟是后起的(其实中国的戏曲很大程度也是非虚构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以实用为主,所以大致是非虚构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诗,非虚构性亦是主流。邓小军教授《中国诗的基本特征:写实还是虚构》从诗歌大家、诗论与诗文化背景,得出结论:中国诗具有写实性的基本特征;诗歌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不适应中国诗,因此应该相应地改写。不能忽视中国诗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立场说,诗歌内容如果未被了解,其艺术造诣便无从谈起。

第三,作者身份。中国文体学有助于对作家士人身份的重新认定。与现代文学家的作家身份相比较,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身份的“多向性”。韩愈诗曰:“余事作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基本都是“业余”的或者说是“兼职”的,因为他们本身另有一份正式职业。士人一身而兼官员、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甚至农民。如吴承学教授论“士之九能”:

在先秦的原始语境中,“九能”说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正如章太炎所言:“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放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文体学的复苏,将是真正“士”的文学精神的复苏。

第四,得体。这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文体思想。中国文体学对文学与人的真实交往活动有细致用心的安排。我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些文体学小故事:某年,日本高桥教授以其所藏古籍相赠,我转赠五言古诗一首:“友人扶桑去,故籍重千金。临岐脱手赠,平生一片心。”对于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学者来说,这比回赠其他礼品都更为得体,也更为可贵!又某年,我与王新才馆长、程章灿馆长、陈思和馆长等,为北大图书馆百二十年馆庆,步韵酬唱叠十余章,书成卷轴,作为献礼,以最少的文字,最小的篇幅,又最有浓度、最有深度、最为典雅地表达了向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校近代图书馆传统敬礼。从这些个人的经历可见,一方面重新复活旧文体的功能,一方面创造新的现代生活所需求的新文体,正是中国文体学的任务。

最后,文体与教化。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体担负着文明习得的使命。仅举一例:研究发现,唐宋至明清士人的写作训练、文学启蒙是从对对子开始的。对对子可以作为全社会测试儿童聪颖与否的主要方式,作为士大夫教养过程的能力指标,也可以开启一般知识人生的钥匙,甚至,还可以开启命运的钥匙(婚姻的媒介)、显姓扬名的机会(义子的凭借,明清有不少故事)。古代社会能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然而,借着自少年时代即养成的八股训练之助力,士人可以经营实业,可以做文人安顿自己,这也是中国文体学为士人谋划的一条生路,或者,是科举人生之外的另一选项。(参见王鸿泰:《学属对觇器识:明清士人的启蒙教育、练习与文人性格的形成》)总之,现代中国文学是“语”的系统,古典中国文学是“文”的系统。前一个系统,注重作家的艺术与个性的话语行为与话语创造,因而是一种自主的艺术,封闭的艺术、秀异的艺术;后一个系统、更为注重读者与语言行为的功能、特定场合,因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或政治的艺术,作家有时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文本身,成文明之体、成教化之力,是文明本身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政治生活及日常活动中,成一种毛细管式的文化力道。因而,古典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文体化的艺术,即技艺化的文学。其中有待发现更多的文体习性;而现代文学失去了这个文体习性。失去的后果,是精英文学的资源、本土传统的资源和语言的资源的断绝。

因而,文体学不仅要研究文体真相,也应该研究文体习性,回应“五四”时代,重建中国文论。

(作者:胡晓明,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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