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战方能止战”的战争观基础

“能战方能止战”的战争观基础

人类历史上,战争具有影响、改变国家命运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作用。而无数事实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盛,强化忘战必危的忧患,砥砺以战止战的刀锋,二者不可或缺。因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本身也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交汇点,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作出的科学论断。

重战。《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重战”,就是指战争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国之大事”,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兵败波斯,国家被胜利者烧杀成一片废墟,并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公元前262年,赵国在战争指导上昧于秦强赵弱的基本形势,急于求胜,导致兵败长平且20万降兵被坑杀,从此元气大伤走向灭亡。由此可以看出,战争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个集团的事,战争的失败足以使国家或民族走向灭亡。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虽不可逆转,但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战争从不以任何单方面的善良意愿为转移。所以,更加不能不察也。无论战争的主动与否,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权衡战争的利与害,从国家战略全局的考量上、民族振兴的生命线上来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

慎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慎战是重战的延伸。正因为战争关涉的利益极大,“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必须慎战,须从“安国全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战争。维系推动持久和平是慎战的终极目的,必须慎重地处理引发战争的“星星之火”,遏制住战争的导火索。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利益不断拓展,遵从国家发展大战略,抓住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潜在、非潜在的军事挑战,要超越时间节点来把握局势变化,不受一时一势得失限制,时刻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将其放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避免不必要的战。毕竟,在谋国家强盛、军队强大之际,战端不应轻启,也不该轻启。但慎战决不是怯战、畏战,更不是不能战。近代中国痛彻心扉的屈辱史早已昭示我们,虽然维护国家安全有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多个选项,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和最后选项。

备战。“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军队唯有加强备战,扎实认真做好战争准备,才能有备无患。历史早已证明,当一个国家的人们都认为离战争越来越远时,战争却有可能越来越迫近。二战前夕,德国装甲集团军群司令官古德里安就装甲集群突破进行多次模拟战役推演,而法国军队指挥员眼中无敌情、心中无忧患,还在幻想“仗打不起来”。两相对比,法国军队只能被动挨打,开战六周就全境崩溃。汉武帝利用“文景之治”以来出现的繁荣昌盛局面,把中国儒家、法家与兵家的思想融为一体,相辅为用,大力革新军政,不仅在铁兵器的改进与运用上下了很大功夫,而且扩大和建设骑兵,整顿京师南、北军,制定“武功爵”奖励战功,改变原来的防御战略,从而使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长期困扰的匈奴边患得以彻底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讲,遏制战争的力度取决于准备的程度,要想不让历史重演,就要把战争准备做得扎实、可靠、充分,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当前,在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战争形态正加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变,智能战争、网电战、太空战等各种全新作战样式正扑面而来。唯有以战争即将到来的忧患意识,着眼世界军事发展前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做好备战训练、体制编制、军事理论等各方面准备,方可“以虞待不虞”。

胜战。抓住机遇实现强军“胜战”,在任何情况下,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都是对敌人最有效的威慑。当年清政府斥巨资购建了包括镇远、济远、经远等9艘“远”字号军舰,组成了亚洲规模最大且装备技术先进的北洋水师,可在中日甲午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为何北洋舰队难以致远,不能制胜?究其原因有很多,留给后人的警示教训也是十分深刻。其中,仅靠装备技术上“仿效西法”取得些许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身战略筹划、战备操持、战术操演等均形同虚设、徒有声势。甲午殇思、殷鉴不远,国殇警世、史鉴励人。为此,在强军路上,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坚持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培养一支具有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的人才方队,锻造一支能够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人民军队。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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