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创新的主导作用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以贯之的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坚实理论体系。

一、加强理论建设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基石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对事物存在不同认识是必然的，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也是正常的。但有的思潮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有的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的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的要破坏国家分裂疆土；党内也有人在政治原则上存在问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需要以坚实的理论体系作基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关乎旗帜、关乎人心、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如果一个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受到比较系统的质疑或攻击，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挑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构建一个富于说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对模糊认识的澄清才更加有理，对错误思潮的斗争才更加有力。这不仅是批判的武器，它本身就是武器的批判。

二、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创新的重点

我国正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在新的历史方位里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构建，必须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题。

（一）深化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

传统观念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以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逐步自行消亡，变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等，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这些观念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对立，在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我们曾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重大政策的争论也往往以姓社姓资为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证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他还反复强调，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我们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加强理论上的指导。新时代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阻力，很多也与理论问题直接相关联。总体上看，在是否需要深化改革的问题上，由于改革是对既有体制的修改和完善，而既有体制往往与传统理论有较强的对应关系，难免有人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吓唬人，因而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体制内；在深化改革的方向上，由于我们对改革的具体形式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也难免有人想用似是而非的理论，诱使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有人怀疑改革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使得我们不断重申政策并给人民群众吃“定心丸”，这往往是由于改革前进了，但与之相对应的理论还没有充分构建起来，致使有人误以为我们仍会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并必然回归与之相对应的传统固化观念，改革开放只是权宜之计。只有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进一步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形成逻辑严密且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才能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实践、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改革实践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很多传统理解，因而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对待经典著作，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