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咏史诗评价历史事件的独特风格

王安石的咏史诗中，不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价历史上著名事件的诗作。这类诗作无论是从评价的角度、思考的高度还是议论的深度来看，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价值。

角度新颖 擅长翻案

清赵翼《瓯北诗话》：“荆公少以意气自许，专好与人立异，其性然也。”从与前人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人物、事件，善于“翻案”，是王安石咏史诗中的一大特点。“对史籍记载或人们已认同的观点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借以表达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感受。”如著名的《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首诗是王安石翻案诗的代表作之一。诗中先从昭君出宫写起，再写回宫的汉元帝之懊悔和毛延寿被枉杀，随后描述了昭君对故国的深深思念，最后笔锋忽而转入作者的看法，突出了主题。以往的昭君诗，往往都是将毛延寿当作悲剧的罪魁祸首来看待的，这首诗却对此进行了翻案。王安石认为，昭君意态的美丽是画不出来的，因此过错不在毛延寿，而在于当时的君主汉元帝。这个角度是前人所未有的。一方面，用新颖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生发出“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感叹，从而使昭君诗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开辟了新的境界。这首诗在当时即得到了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等人的唱和，可见其立意之新和影响之大。

再如《杂咏三首》（其二）：

先生善鼓瑟，齐国好吹竽。操竽入齐人，雅郑亦复殊。岂不得禄赐，归卧自郗歔。寥寥朱丝弦，老矣谁与娱。

这首诗写的是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一直以来，南郭先生因在齐国的这一事迹，被历朝历代当作尸位素餐的典型。人们习惯用南郭先生来比喻没有真才实学而占据其位的人，收到的评价也都是负面的。而王安石却一反常态，并没有在诗中对南郭先生一概否定，强烈谴责。而是从南郭先生的角度出发，首先叙述了其善鼓瑟的才能与执政者喜听竽的爱好不合的事实。认为南郭先生既未能如愿得到禄赐，又在齐国失去了容身之处，其实是个失意之人。最后，王安石甚至还站在南郭先生的角度，发出了老来寂寞的慨叹。整首诗角度特别，令人耳目一新。

善于翻案是王安石咏史诗的一大特色。通过提出与前人相异的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体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思考。

思考理性 善于分析

王安石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充满了理性。他往往能透过事物的现象，从本质来看待、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深刻的见解。这一鲜明特点也体现在他的咏史诗里。如《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乌江亭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之处。这首诗即写的是项羽从垓下突围后的实际状况。历史上人们关于这个事件的诗作，多从对悲剧英雄项羽的同情出发来作出相应的评价，并表达了对项羽的惋惜。王安石则不然。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依据客观事实和具体情况来分析形势。他在诗中认为，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项羽在几次大败之后，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能够苟且逃生，江东子弟们也不一定会再为他卖命了。失败已成定局，大势再难挽回。对项羽乌江之事的评价，体现了王安石独到的历史眼光以及思考历史问题的理性。

又如《赐也》一诗：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庄子》有这样一段记载：汉阴有一位丈人抱着水瓮浇水灌地，十分吃力却没有成效。子贡见了便建议他改用桔槔，一天便可以浇灌百亩，不料却被汉阴丈人所拒绝，理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子贡听了十分惭愧，不能作答。王安石在此诗中对二人的行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作者批评汉阴丈人和子贡，认为“机械”“机事”和“机心”之间乃是人为强加的、牵强附会的联系，二人却盲目地以为是大有见道之语。过于保守顽固，不知变通，只是白白使自己受苦，毫无益处。从事件本身以及主人公的具体行为出发作出分析，得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思考及评价。

在深入的思索和精辟的分析中评价历史事件，让王安石的咏史诗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议论精警 发人深省

宋人的诗歌向来有好发议论之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这种特点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王安石的咏史诗中也常常体现此特征。作者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来对历史事件作出评价，因而这些议论往往切中要害，予人启示，发人深省，值得深思。如《宰嚭》一诗：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诗中写的是春秋时吴越相争，而越国取得胜利这一历史事件。宰嚭是吴国的大臣，因善逢迎，深得吴王夫差宠信。吴破越后，他受越贿赂，许越媾和，并屡进谗言，谮杀了伍子胥。古时候向来有“红颜祸水”之说，认为君王身边有姿色的女子常常是贻误国家的祸害和根源。王安石则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生发议论，认为对女性这样的偏见是没有道理的。此诗认为，吴国的灭亡，实际上是由宰嚭之类的奸臣一手造成。即使没有西施这样的女子在宫中，不诛杀宰嚭，吴国还是会灭亡。整首诗层层剖析，议论合理，说服力强，结论清晰到位。王安石通过对吴国亡国原因的客观评论，将真正的责任归咎于统治集团身上，不再用一介女子作为失败者开脱的理由，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

再有《范增》一诗：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这首诗写的是秦末战争时，范增主张“用牧羊儿”一事。范增是当时项羽的主要谋士，被项羽尊为“亚父”。历来人们惯于认为，项羽的失败有很大原因是没有听从范增的屡次劝告。而王安石认为，范增未必有多么高明。“用牧羊儿”，指范增向项梁建议，推尊在楚亡于秦后曾经做过牧羊儿的楚怀王芈心，以号召百姓。从事实出发，王安石认为，这一策略是不恰当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心向背决定了最终的胜负。因而只要在政治上“有道”，多数人必然主动感附，也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范增却提出通过尊“牧羊儿”来达到目的，是没抓住重点。《艇斋诗话》评价王安石此诗：“荆公咏史诗，最于义理精深。……咏史诗有如此等议论，他人所不能及。”王安石针对这一事件的议论独到简洁，令人深思。

王安石在咏史诗中议论历史事件时，往往只用二十八字绝句便准确达意，具有短小精悍、发人思索而又令人回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