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919年6月：唯有豪情多壮志

三名国贼被免职了

五四运动的火种渐成燎原之势。1919年6月7日，北京总商会呈文北京政府：“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刺激，亦暗有浮动情形。”

到了6月10日，北京“暗有浮动”的情形更加严重了。上午11时，北京政府不得不发布一条准免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命令，但这不足以平民愤。

北京学生联合会“举出代表六人，赴国务院、教育部两处，请见总理及傅次长。结果当局告以章陆免职令立时可下，学生代表立即退出”。当天下午7时，北京政府发出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辞职照准令。

同一天，天津工人酝酿大罢工，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加急电报：“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这让北京政府极为震惊，晚上不得不发布准免驻日公使章宗祥本职命令，并连夜将三份命令带往天津，“提示大众，劝其开市”。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实现了一个。消息传出，全国各地百姓为之一快。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召开市民大会，议决为卖国贼在邑庙前、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三处竖石立碑，“碑约五尺长，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

不过，三人被免职只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的缓兵之计。五四之后，曹汝霖被安置在北海团城居住，他还起了个名字叫“觉厂”；章宗祥出院后，被安置在北海静心斋居住。期间，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安福系幕后实权人物段祺瑞都曾前往看望，甚至“慰勉有嘉”。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皖系军阀仍然掌握着北京政府实权，许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陈独秀、李大钊等提出了对北京政府“以根本改造”的问题。

独立高楼风满袖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3天后，他第二次进了监狱。

6月9日晚，陈独秀、李大钊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胡适译成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京大学平时印讲义的嵩祝寺旁一家小印刷所印刷。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印刷所的两位工人警惕性很高，事毕将底稿一概烧得干干净净。《宣言》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第二天，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就和友人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把传单放在没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悄悄在一旁观看。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他们则在远处偷着高兴。

这让陈独秀很受鼓舞。6月11日晚，受友人之邀，陈独秀来到香厂路新世界游艺场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随身带上了许多传单。晚餐后，陈独秀白帽西服前往新世界游艺场，潜入五层屋顶花园，恰好四层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他“独立高楼风满袖”，一挥手，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

危险不期而至，步军统领衙门密探将陈独秀抓住。一名密探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脱下灰色大褂将他罩住，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纷纷强烈谴责北京政府，营救浪潮席卷而来，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9月16日，京师警察厅释放了陈独秀。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玫瑰为枪”的佳话

《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就要到了。面对国内汹涌澎湃的抗议浪潮，6月24日后，北京政府几次电示中国代表团，签字一事请外交总长陆征祥自行决定，但就是没有明确的拒签指示。而此时陆征祥已在法国圣·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1919年6月27日晚，中国代表团的顾维钧到圣·克卢德医院向陆征祥报告情况，中国驻法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火起身告辞。没过几分钟，他脸色苍白地返回来了。原来，为了防止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几百名华侨、中国工人和学生包围了医院花园。岳昭火在花园被拦住了。人们纷纷质问他为什么赞成签约。他表示自己只是秘书长，对是否签约没有发言权，但人们仍然围住不放。留法学生领袖郑毓秀甚至用她大衣口袋里的“手枪”对准了他，吓得他赶紧跑了回来。实际上，郑毓秀口袋里只是一段从医院花园折下来的玫瑰枝，由此留下“玫瑰为枪”的一段佳话。直到深夜两点，顾维钧、岳昭火向人们表示“签字之事不复存在，诸位可不必为此担忧”后，方才离开医院。

6月28日晨，顾维钧会晤巴黎和会秘书长迪塔斯塔，提出中国代表团希望在和会上发表一则口头声明，但遭到拒绝。至此，“中国无路可走，只能断然拒签”。上午，和约签字的时候，中国全权代表的座位上空无一人。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