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三里河的前世今生 美丽古河道重现京城

在北京有两条三里河，一条是西城区钓鱼台的三里河， 一条位于东城区的珠市口东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三里河公园，它因距正阳门三里而得名，大家叫它东三里河。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城市景观，经过修整，重现600年前“水穿街巷”的风景，闲时去逛逛，还是挺不错的。

说起三里河，虽说名字中带有一个河字，但在历史上，本无水源。前门东大街东侧与西打磨厂街的交叉路口南侧是三里河古河道的北侧入口，入口处有个铭牌撰文：《明史》记载：“吾城南三里河旧无河源，正统间修城壕，恐雨水多溢，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这即是三里河的历史来源。

史料记载，1436年，明朝正统皇帝下令完善北京城池，除将九门城楼和四角角楼修建齐全外，还将护城河加深，两岸砌筑砖石护坡。为了施工方便，需筑坝将护城河截断，但又担心雨季会积水成灾，因此在正阳门外东南侧的低洼地带开挖了一条减水河，以利泄水。那时北京南城尚未修建，正阳门外就是郊区。这条减水河向南再向东，一直流往通州。

追溯到更早，三里河一带曾经是芦苇丛生，虎豹出没之地。据《北京三里河考》记载：三里河一带元代为大都城东南郊，湖泽众多，芦苇成片。《京师坊巷志稿》称：“元世祖于文明门（崇文门）外东五里立苇场，岁收苇百万以蓑城。”元代时三里河一带是城防物资（芦席、蓑草）的积存之地。当时大都城墙是土城，夏季城墙需要用芦席、蓑草覆盖防雨，于是在此设草厂（场），集中收储芦苇，以备汛期护城之用，由此便有了今天的芦草园、草厂等地名。

而此前的金代，三里河一带则是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地方。据《金史》记载，中都城东门阳春门外曾有猛虎出没，金章宗“驾出射获之”。辽金时期，西山一带时有虎豹出没，并下山至辽南京、金中都周边活动。金章宗有狩猎之好，常游猎于京畿。得知有虎豹出没于中都城周边时，很是兴奋，令人寻其踪，发现之后当即禀报，曾多次“射获之”。

明代三里河的开挖，使汛期暴涨的护城河水得以及时排泄，利于城池的安全。此后的天顺至成化年间（1457-1487年），又曾有大臣上奏皇上，建议修疏三里河，以济漕运。因这里距通州张家湾约四十里，而且过大通桥（今东便门外）就是通惠河。如将三里河加宽、加深，便可将漕运之船行驶到正阳门外。

成化七年(1471年)，成化皇帝朱见深派工部大臣勘察三里河至张家湾的河道。但勘察的结果是：“三里河水深只有二三尺，浅处一尺余，阔处仅丈余，窄处未及一丈，又有走沙，干旱则淤壅浅涩，雨则漫散矣。”成化皇帝权衡之后，以“三里河河道势不易开”为由，放弃了修疏三里河。

明朝嘉靖初期，因河道严重淤积，河水断流，三里河已基本废弃，大部分河道被夷为平地，附近居民便沿河道故址建房，逐渐形成多条街巷，其名称多与三里河有关。《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朱彝尊原按张爵纪五城坊巷胡同，南城正东坊有西三里河、东三里河、芦苇园，崇南坊则有南河漕、于家湾、递运所、缆竿市，又有三转桥、纪家桥、板桥、双马庄、八里庄、十里河，皆三里河入张家湾故道。”

清末时，三里河南段尚遗存部分狭窄的河道，到了宣统年间，金鱼池以北三里河的水便已干涸。进入民国以后，只留下一条很窄的水道，上面架有简易木桥，两侧逐渐成了垃圾场，最后变成一条只有两三米宽的臭水沟。当时有很多逃荒逃难来的穷人聚居于此，两岸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民国政府改砌暗沟，但只完成了西段，而东段从天桥东经金鱼池、红桥折向东南这条沟仍为明沟，垃圾遍地。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善城市卫生环境，北京市政府决定根治龙须沟，将原有沟身填平，改明沟为暗沟，并修建马路，安装路灯，开通公交车，由此使三里河尚遗存的部分河道完全消失。只有北京地图上标注的打磨厂、长巷头条、芦草园、北桥湾、南桥湾、金鱼池、红桥等古老的街巷名称，大致勾勒出古三里河的基本走向，而河道遗存物已很少见了。

几年前，东城区修整古河道，“三里河”重现京城，附近的胡同也得到了整治，这里的胡同曲了拐弯的，安静而美丽，路旁的院落有大有小，看门头，大多住在这里的都是平民，几乎看不到那些朱漆的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这里更多的是平民级别的蛮子门和如意门，有的干脆就是两扇木门，没有门框屋檐的墙垣门，有些太小的院落干脆就变成了绿地，唯一证明这些院落主人身份的，只有这些院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