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风有来去，圣学无古今”

哲学本时代精神的精华。推演开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沉淀，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亦自当就其哲学中观之。其在中国文化，此一层意思乃可归之于“闻道”，古人“下学而上达”的讲法已然蕴含了此一层意思在其中。明乎此，则不难想见《中华的智慧》成于哲学史家之手实为一件幸事。不如此，则不足以拂其枝叶直探本根而究明其深情底理。

思想与学术之间：本书既属于1980年代，又走出了1980年代

照古人考据、词章、义理三分法的人文知识观，今人所谓哲学者大致对应于义理之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本身就是思想。回到学术史的话头，传统治学方法历来又有汉宋之分。逶迤至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乃有“北大学派”的出现，追求以汉学的精神治宋学，这便是学术与思想的打并归一了。原初，民国年间，清华与北大的中国哲学研究各具特色，一重辨名析理，一重文献考据。1952年，院系调整，随着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诸先生到北大，两种中国哲学研究传统相互融合，于是就有了义理与考据兼重的“北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本书之作，其在当时，正是“北大学派”老、中、青三代杰出学人的联袂之作。如此的机缘，此后是不多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失为“北大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缩影。本书由张岱年先生立其纲领、宗旨，张先生高第各以其专门分工协作，从而在整体理论格局和具体问题研究两个层面俱臻上乘，可谓代表了此类著作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学术水准。若就哲学方法上说，本书实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理想统一。若就知人论世上说，其中又无疑融合了思想的情怀与学术的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既属于1980年代，又走出了1980年代。

本书既名《中华的智慧》，相信多数的读者如笔者一样，最初是抱着看通识读物的心理预期拿起这本书的。且以寻常情理度之，此类谈智慧的读物即使略有些浮华在其中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本书则不然，通篇彰显出学术著作的谨严和扎实。张先生教人，向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为八字心法，这一点在本书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本书另一个特别的意义就在于：在专人、专书的纵深研究有了一定积累的基础之后，重新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做一整体的观照和梳理。即此而言，本书亦可视为张岱年先生主导之下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在文化的意义上，这是一部在哲学层面探讨民族智慧的文化著作；在哲学的意义上，这又是一部突出民族智慧问题意识的哲学史，彰显出哲学史家对民族精神的价值自觉。

圣学无古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了解之同情”

自本书初版以来，屈指已是三十个年头了。当其时也，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更多地持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冷峻远大于温情，不实的苛责亦复不惜。即便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笼罩之下，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从人数来说未必是主流——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往往被时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当然，这种对传统的同情，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拒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传统价值固然是前现代的，然而，前现代并不就意味着反现代，更遑论现代性自身亦有诸多基本的弊病。一般说来，哲学层面的价值理性是特定文化传统精神气质的观念化，实为一个民族文化认同之所系，容不得虚无化。在学理的层面，这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然而，吊诡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形之下，这种对民族传统“了解之同情”的文化观自身却难以得到“了解之同情”。张岱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情者”。执笔诸先生怀着深沉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写作此书，观其行文，似冷实热，只是书生情怀已沉淀为一种平静的激情，落笔为文已是客观而理性的学术分析。职此之故，将来若有学者考察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观者，于此当大有深意可观，不可草草放过。

时过境迁，历经四十年的“开眼看世界”，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早非昔比。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仍然处在进行时，国人对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学理讨论也远未尘埃落定，然而，无论如何，那种将民族传统简单地视为现代性障碍的文化观已经不再是知识界的主流了。因此，较之三十年前，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望，本书在今天的再版理应得到更多读者“了解之同情”。当然，“时风有来去，圣学无古今”，一种文化传统固有的价值并不因时人的毁誉而有所增减。古人又云“修辞以立诚”，说到底，著书立说唯在求吾心之所安，“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倘得如此，已称无憾，若有知音会心，又当是分外的幸事。

自信与自省：将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涂抹得面目可憎、一无是处，这就不免过了

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所处的时代风气与1980年代相比已然是大相径庭，更遑论新文化运动时期。不消说，时代赋予了国人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更多的自信，这固然是我辈的幸运。然而，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之中，亦颇有一些学者在文化自信的旗帜之下，恨不能将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涂抹得面目可憎、一无是处，这就不免过了。

曾几何时，西化取向的学者将本民族传统文化妖魔化、污名化的种种做派尚历历如昨，如何又使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岂不愈发坐实我们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见长进。夫子有云：“中庸其为至德，民鲜能久矣！”信夫斯言！若揆之以儒家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一种偏执对待另一种偏执殊不足取。笔者愚见，真正的自信必然包含着自省的意识在其中。在逆境中不妄自菲薄，在顺境下不盲目自大，对自我与他者的优劣长短始终保持清醒而客观的审视才是真正的自信。幸得如此，方不负诸先生著作此书的心意。在此，笔者愿与有心读者共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