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观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公平的向往和追求是古往今来所有有理想、有眼光的政治家们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目标。尽管古代中国社会十分强调伦理秩序，但在人文思想和国家治理的传统中均不乏对“公”和“平”的主张和实践，体现在各个历史朝代的主流观念、治理政策和管理制度中。

中国古代的人格平等观

众所周知，春秋末年到战国结束，“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为后世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儒道法墨各家都有关于“公”和“平”观念的精彩论述。《吕氏春秋》有言，“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齐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家倾向于自然状态中的平等，即一种无别贵贱、毋分贫富、不问智愚的天然平等，自然也包含着一种“人格平等”的意蕴。庄子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墨子主张的兼爱更加强调平等，他希望圣王也能“以天为法”，“兼爱天下之百姓……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对所有人公平无私，无有厚薄。

儒家虽否定整个社会是整齐平一的，但在差等观的基础上，亦为平等留下很大的空间。首先，正统儒学绝非纯粹的“尊上抑下”，而是主张对等的权力义务和双向伦理，比如父慈对应子孝，君敬对应臣忠，每一组关系既互相负有责任，也互相尊重。其次，道德完善方面，儒家认为人人都需要“修身”，并没有先天的圣贤，孔子从“礼”中提炼出的道德规范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最后，儒学以仁爱为价值核心，恕道正是“如心为恕”的换位思考，要求视人如己，平等看待。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自己想接近和追求的，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另外，孔子说“道不远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在说：在终极层面上，道德是禀赋于天的，即每个人天生都有求道的权利，同时，道德又是靠人的自由意志去实践的，是善是恶都是自己的选择。这其中既显示了平等，也显示了公平。

既然人格平等，社会管理中的赏罚机制自然也有相应体现。如《尚书》记载的上古审判制度，其中提到审判者的“五过之疵”，如果在审判过程中出现“惟官（畏权势），惟反（报恩怨），惟内（谄媚内亲），惟货（索取贿赂），惟来（受人请求）”，就会“其罪惟均”，即审判官与犯人同罪，接受同等处罚。

貌似残酷无情的法家更强调“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杰出贡献，正在于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执法严峻，既不畏惧权贵，也不偏袒亲友。正因为惩罚了违法的太子，才导致商鞅最终被杀。

公则天下平的经济观

理论上的人格平等，会直接带来民众对于经济平等的必然要求。《诗经·伐檀》有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极端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失去生产资料的百姓或为匪为盗，或聚众起义，会造成国家动荡甚至王朝更替。正因如此，《吕氏春秋》才会总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事实上，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现象。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者也都尽可能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先秦时期，贫富差距相对来说尚不明显，人们通常更在意一个“均”字——哪怕是大家一起穷。如《管子·牧民》说“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强调仁政的孟子积极拥护井田制，劝谏君王要“制民之产”，保障百姓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更设计了“均富”的具体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春秋时期，管仲在对齐国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遂滋民，与无财”，就是滋育民众，让穷人也能得到收入。他颁布的政令类似于今天的“宏观调控”政策，让盐业生产者将大部分产品作为赋税上交给国家，再由国家以较低的价格转卖给平民，以避免百姓购买生活必需品时被商人榨取暴利。不仅如此，管仲还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劳动力分配耕地，并且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这种方式和如今的阶梯式税率极为相似。

秦代以后，随着土地的私有化，社会贫富也开始分化，甚至达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程度。对此，汉代董仲舒提出“限田论”，主张限制富人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予不足者。

到了唐初，官方开始限制田产买卖，对于肆意兼并田产的豪强进行惩罚，在田产分配的过程中还采取了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先贫后富”的原则，优先给贫民分配田地，还会将一些豪强违规霸占的田产没收，而后分配给贫民。

同时，唐代也根据百姓的资产情况设置不同等级的户口，级别越高的户口，所要上缴的税收也就越多。对于贫穷者则会“精准扶贫”，如唐代开元二十四年，下令“每乡量降十丁”，每个乡有10个名额的极端贫困户可以免除税赋。

必须要指出的是，社会“均富”的追求，永远不应是总体贫困下的“均”。梁启超曾说：“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如果社会呈现一种“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状态，即使绝对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根本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只有在整体富裕基础上制定公平的政策，真正的“均富”才有可能实现。

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救济

大同理想的终极目标，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缺少保障，治理中涉及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的“底线公平”的实现，主要通过朝廷、寺庙、宗祠、家族兴办慈善机构等形式来供养和救济。用管子的话来说，“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其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如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

具体而言，管仲提出的社保措施主要有九项，“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其他几项比较好理解，“合独”是指为丧妻的男子与丧夫的女子做媒使其结合，国家出面当媒婆；“接绝”是指国家要为那些以身殉职而没有后代的人出资安排祭祀人员，使其不致做“孤魂野鬼”无人祭祀。

为了防备灾年，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李悝最早发明了“常平仓”制度，即在丰年时由国家收购粮食，歉年再将粮食平价卖给百姓。这项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是粮食问题上最大的社保措施。至隋唐时期，政府既重视官方储备，也大力提倡民间积储，隋文帝置仓积谷，也鼓励民间自置公共粮仓“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蓄。如此，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时至宋代，宋仁宗下诏设置广惠仓，用以救助各地“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这是宋廷首个全国性的城市救助机构，由此形成以广惠仓救助城市、常平仓救助乡村的格局。

对于孤寡、流浪、乞讨人员，早在汉朝时官方就建立了“居养”制度，唐代有悲田院、养病坊，宋朝有福田院、居养院、慈幼局、惠民局、漏泽园等，元代有养济院、济众院，明代有栖流所、养济院、惠民药局，清代有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栖流所、工艺局，使鳏、寡、孤、独及各种原因陷入贫穷困境者都能得到帮助。

整体来看，宋代的社会救助相对比较完善，除了临时赈济，更主要的是预防性救助和补偿性救助。前者重在对各类贫穷群体的日常救济，以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后者是对诸如贫困士人、宗室、老人、寡妇等特定群体的优待抚恤，以帮助他们稳定生活。就救助方式而言，则有无偿（免费发放钱米等）、有偿（平价或减价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收养（集中安置）、放免（减免税收和相关费用）、资助（针对特定情况的额外救助）等不同方式。

除了贫困救助，政府还施行疾病救助，设立官方出资、面向贫民免费的简单医院。总体而言，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可分为疾病救治、医药救助和疾疫防治三方面，其救助对象涉及各类人员，救助方式也灵活多样，或助医，或施药，或赐钱。

以德论人、以德取人的人才观

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一个面向，“选贤与（举）能”也是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内涵。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贤能”呢？自古以来，这个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其朝矣”。

人才选拔的平等与教育的平等互为因果。学而优则仕。有学问的人入仕既是国家对人才的需要，也是个体在社会上升的通道。德才兼备的人才观本身也是平等观的一部分，因为人非圣贤，都需要学习和不断自我完善。人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从社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方式而言，儒家主张通过教化的途径，把人从自然人变为理想人，因此也极为重视受教的机会平等，这就是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的意义。

当然，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来看，后世选官制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儒、法两家合流的影响——在选择标准、内容上等主要方面更接近儒家；在选择程序、规则上却接近法家（尤在科举时代）。秦代统一之后，原来独占政治权力的贵族阶层便随着封建制逐渐消失了，社会急需一个新兴的阶层来代其行使政治权力，政府便开始从平民中寻找杰出的人才充任官职，于是汉代以察举、孝廉制为主，到晋代时发展出九品中正制，到隋唐时又进化到科举制。

以唐代科举考试为例，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考试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五类。除了这些“主流”学科，医生、卜筮、画家、工匠、造食、音声、天文、翻译人员等，也都能公平参与到本部委考试选拔，考中者即是官员身份。如果才华突出，技术过硬，不仅可以做官，还可以享受与本部门长官同级别的待遇。如优秀的医生级别最高可至正五品下，少府监的木工级别最高可以为正七品下。

到唐代后期，五分之三的丞相是进士出身，平民官僚替代了世家门阀，为中国文人政府与平民社会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隋朝的科举还只针对官宦子弟，那么到宋朝时增加了“殿试”和“弥试”，所有人都能参加，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宋代时科举全面兴盛，钱穆先生也曾经说“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到了清朝，照搬明朝教育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官立学校，县以上公立学校的学生、附学读书的贫寒子弟，政府还会发给银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通过以上四个部分，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公”和“平”的追求和践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之说，也都表现出儒家主张“实质平等”的倾向。所谓返本开新，正是需要我们在历朝历代的思想方法和治理方式中汲取有益的部分，与时俱进化用在当下的制度创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