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华：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治理能力（5）

四、提高领导干部源头治理能力

在国家治理中，有些时候我们是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后再去补救，采取事后处置的方式，也就是说常常是用吸取教训的方式来改进工作，而不是用借鉴和总结经验的方式来加强和改进某个方面的工作，这使得我们的治理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被动。强调源头治理，其实就是把治理工作的中心从事后转向事前，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使治理工作的关口前移，以避免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

加强源头治理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源头治理要将治理重心细化到城市社区、农村、厂矿、车站、码头的每一个角落，用网格将人群分区，将服务具体化、专业化，将社会组织培育扶持为治理主体的“一元”，用法律法规引导社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发挥最大作用，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和义务，自我发展、自我治理。在基层形成庞大的社会治理网格体系。

（一）强化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风险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反复强调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并将底线思维能力列为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大思维能力之一。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振聋发聩地提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之首。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三个既要”“三个也要”，即：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继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出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之后，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这充分表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首先要深入把握内在规律，不断提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建等领域重大风险的能力。特别是疫情防控对突发事件处置、行政事权处理、防疫物资保障、宣传舆论引导、市场监督管理、基层动员管理等专业能力素养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作为领导干部，不仅需要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更要有化解风险的斗争本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必须不断强化领导干部风险意识教育，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处置原则、风险处理程序、各类风险的不同特征及处理技术等各类风险教育纳入必备的职业教育内容。“不仅要从理论上讲解各种安全防范技能，更要结合实际操作，加强群体性安全演练和风险防范训练，有效避免一旦遇到实际发生的灾害和风险时而变得不知所措。”

同时，要综合运用新一代科技手段和大数据资源，以全局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全面评估人员、物流、信息之间的联系，持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风险感知、预判能力，切实提高不同领域风险识别与跨界处置能力，以确保源头有效化解降低风险、矫治问题。

（二）治理重心放在基层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作为重中之重。2020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武汉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的回信中，再次明确了社区防控工作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阐明了社区防控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体现了对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也为做好常态化社区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基本遵循。

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流动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80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36亿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城乡基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党领导城市基层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应对风险社会不应当仅仅是降低社会流动性，更要在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过程中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多地“向下看”，将更多组织资源、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下沉到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力争将城市治理的问题和风险处理前移，释放城市治理链条中的矛盾累积压力，保障城市的安全平稳运行。

“基层社会治理，底气在基层；基层不动，底气就不足；底气不足，治理就无力。”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服务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的最直接渠道，也是精神安抚与心理慰藉的提供者。要提升对社区功能的认识，真正将其视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和方式，而非单纯空间概念，充分发挥其包括服务居民、服务社会、应对重大事件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功能，明确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同时，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整合职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借助外部专业社会工作者资源等多种力量，培育社区服务专业化人员与自组织。提升居民基本文化与行为素养，提倡团结互助、共济合作。进一步压实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社区服务资源不足、配置不当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问题，提高人财物匹配度，实现权、责、利相匹配。

（三）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系列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组织较之政府、企业而言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与独立性等特征，“具有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性、扩大社会参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作用；有利于弥补国家政权组织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利于迅速、灵活回应社会问题，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理性化、专业化，有利于促进社会源头治理等”。

社区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战场，社区社会组织在活跃社区文化生活、营造和谐环境、整合社区资源、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水平等方面，特别是在为社区边缘及脆弱性群体提供公益服务、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和秩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中可以发挥政府起不到、起不好的“信息员和预警者”“疏通机”和“助推器”的作用。因此，培育引导并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源头治理中的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正是基层迅速构建了健全高效的疫情防控体系，切实守住了社区这道防线，有效切断了疫情在本土扩散蔓延的渠道，充分展示出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但从现实状况来看，当前尚有不少领导干部对社会组织或心存恐惧，或无视轻视，导致党与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络，缺乏了解认识。“长期忽视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有效培育，基层的许多工作，尤其是抗疫严峻形势下显得刚性十足的工作，开展起来就缺少必要的润滑剂，群众不容易理解和配合，党委政府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结果可能并不如意”。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必须给与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容错空间，鼓励与社会力量合理对接，为多元共治发挥实效奠基。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无组织，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公正问题。亿万自私、分散的个人（找科层体系）寻求公正而不可得，就不满、愤怒，社会就变得难以治理。”“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基层治理机制必须从应急向常态化转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特点，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视角，将治理重心进一步下沉，更多将治理的功能任务放在社区治理层面，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源头治理范畴，发挥其在源头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要坚持以精细化治理为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从人文理念、体系机制建设、经验标准化以及技术运用层面，将群防群控机制转化为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机制，有效提升基层快速反应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尤其在养老领域、脱贫攻坚、灾害应急、教育等领域有新的更大作为。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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