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首都服务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推进首都服务业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0)09-0072-04

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北京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指向性和表率性作用。目前,北京市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经济发展的服务业主导和消费主导特征明显。然而,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和资本市场波动、城际间服务业竞争加剧、新模式新业态快速无序涌现以及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等客观形势,对北京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厘清服务业就业的新增长点,把握好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关系,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容量,对于实现北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服务业就业比重略低于国际大都市,可温和适度增长

服务业就业比重高是国际大都市重要特征之一。放眼世界,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城市高度注重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高级化,服务业在其经济总产值和总就业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北京服务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31.6%上升到2018年的81.6%,40年间提高了50个百分点,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服务业就业比重处于较高水平,高于上海(65.5%)、天津(61.5%)、广州(61%)和深圳(57.5%)等中心城市。然而,与全球城市相比,北京服务业就业比重与之有着2—14 个百分点的差距。例如,纽约、伦敦、巴黎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均在90%以上,其中,巴黎高达95.1%,新加坡、东京、首尔、多伦多在83%—88%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并不是越大越好,服务业的强势扩张以及过早“去工业化”都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强势扩张是在本国服务业创新能力提升、生活服务业就业具有韧性以及消费者信心保持高位等若干前提下进行的,同时也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不匹配、人均GDP较低时过早地“去工业化”,反而会掉入潜在增长率受损的陷阱。上海很早就提出要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守住工业规模底线、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和土地零供给底线。因此,为避免盲目地“去工业化”风险和服务业过度扩张,北京服务业就业应秉持“温和适度增长”原则,将服务业就业占比大体提升并控制在85%左右,从而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预留出发展空间,确保创新动能持续释放,进一步提高城市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当前,北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还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018 年北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24.3万元/人,低于广州的30万元/人,远低于东京的84.9万元/人(2016年)。而且,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更没有充分理由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北京服务业就业弹性有所下降,服务业就业增长压力依然存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正外部性,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吸引国外优质品牌产品和服务入驻北京市场是支撑北京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空间相对有限,重在理顺市场机制中添活力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速二、三产业融合的关键环节,是全球各大城市综合实力角逐的关键领域,具有强专业性、高产业融合度、显著创新性、强辐射带动力等特点。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能有效激发内需潜力,而且有助于提高产业附加值,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呈现出向一线城市聚集的态势,北京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北京、上海、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分别为37%、36%和25%,北京居全国高位,且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口聚集水平不断提高。这里运用区位熵指标测算产业集聚程度,其中,区位熵越大,表示该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产业集聚水平也就越高;区位熵大于1代表某一产业在该地区相较于其他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从2000年的1.07升至2015年的1.75,引领着全国此行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包括各类金融机构、研发设计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和各类咨询服务机构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人口集聚程度高的大城市才能获得经济资源共享、知识溢出等集聚优势,而且在交通便利、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才能更为靠近客户,获得更大的扩展空间。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不强。例如,以金融业为例,国际大都市金融保险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大体在5%—10%之间,北京约为6%,基本与国际大都市趋同。因此,北京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的空间相对有限。

从提升行业效率而言,北京生产性服务业活力问题有待关注。一是金融活力待增强。在金融保险业内部,北京保险业就业比重偏高,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8%升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5%,即1/4的金融保险业者聚集于保险业,甚至略高于上海的24%,劳动生产率提升受限。二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活力待激发。2015年北京市1个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者大体对应0.7个金融保险业者,而2017年前后,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东京分别是1:2.5、1:2、1:1.7、1:1.4和1:0.9。北京这种结构性失衡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北京生产性服务业需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增强行业发展活力。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生产性服务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进行创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上市。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资源聚集优势,紧抓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契机,引进国际性稀缺资源,加快与国际规则的融合,构建有力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积极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将金融、科技、信息和商业等优质服务要素引导到高端工业功能区,并促进集约化和国际化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强地区对接协作,服务好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建设,重点强化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小幅就业吸纳空间,重在现代科技融合中增效率

生活性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主要是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领域宽、范围广,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密集程度高,创造的就业机会容量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就业比重居全国中等水平。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北京、上海、广州生活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分别为42%、47%和58%。

总体而言,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着若干问题亟待突破。在生活性服务业内部,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是与居民消费需求密切相关的两大行业。从国际视野来看,近40年来,日本东京这两个行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先降后升,即先降至2005年最低值30.5%后触底反弹至2016年的36.1%,已超过服务业就业总数的1/3。北京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2015年仅为20.6%,低于在相同人均 GDP 发展阶段下1971年的纽约(24.6%)和1973年的东京(36.1%)。

北京生活性服务业应在避免低质结构陷阱的前提下,更为关注居民刚性需求。建立健全便民服务商业网点,补齐便民设施短板。按照减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整合雷同业态,在不新增网点的前提下,补充社区家政、维修、末端配送、洗衣代收等生活性服务功能。发展覆盖全社区的规范化、差异化、多层次的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优质、高效、绿色、全面的一站式便民服务。积极响应居民需求的新变化,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品牌化发展,完善生活性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建立企业和从业人员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行业龙头示范型企业,对具有原创性、先导性的企业给予政策鼓励,促进形成连锁化、规模化的生活性服务业产业集群,建设新的发展增长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识别、物联网、AR/VR、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创新智慧生活社区,提供订单式精准化服务,鼓励发展到家服务,降低有关业态对空间资源的依赖。探索线上线下多元化场景的深度融合模式,深耕新零售、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充分发挥新兴服务业对提高首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引擎作用,形成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小幅增长的新局面,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公共服务业就业存在显著增长空间,重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强基础

公共服务业具有非营利性等特点,北京、上海、广州公共服务业占服务业就业的比重2015年分别仅为21%、17%和17%,居全国较低水平。在公共服务业内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是就业较集中的行业,而北京该行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2015年仅为4.3%,远低于一些全球城市。例如,2017年前后,纽约“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服务业总就业的比重为15%、伦敦为11.4%、多伦多为10.9%、东京为10.2%、巴黎为9%。特别是在纽约市,该行业已成为服务业就业人口最集中的行业,且预计到2025年,该行业从业人口还将提高3个百分点,是纽约市未来17个高速增长行业之一。随着北京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和设施的完善,对提升城市品质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而现实情况中,北京社区卫生发展仍受人员短缺的困扰和阻碍。以社区全科医生为例,2017 年底北京每万名城乡居民拥有 2.7 名社区全科医生,而国家要求到 2030 年全国标准为 5 名,北京的全科医生一项缺口就达 1500 人左右。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等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相对不足,尚难满足社区居民对设施配置的需求,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人口结构中老龄人口居多,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需求更为强烈。

因此,北京应以政府购买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提升公共服务业发展的效率与水平,解决好全社会在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基本住房等方面的突出矛盾,形成公共服务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例如,在养老领域,面对深度老龄化的城市现实,加强引入优质社会资本的导向作用,提升对公立私营、社会办养老院的帮扶力度,大力发展康复中心医院等延续性医疗服务组织。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行为主体,自主创新医养结合服务项目方式;在诊疗行业,推进以“放管服”改革创新为主线的医疗改革举措,扩大医疗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优化医疗行业准入政策环境,激发行业活力和社会生机。切实推进中外合资、合作办医,引导外资投向老年护理、家庭护理、母婴照料、心理服务等领域,促进健康卫生服务专业化发展。

(本文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博士后课题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尹德挺,卢镱逢.世界大城市人口发展的主要特点与借鉴——以对北京的借鉴为例[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2).

[2]郑新业,魏楚.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功能疏解与产业协同:基于首都核心区的视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3]李善同,李华香.城市服务行业分布格局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4,(5).

[4]北京市“服务业新动能研究”课题组,夏翊,郭宏达,李柏峰.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规律及启示[J].前线,2018,(9).

[5]姜长云.应该重视提高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J].中国发展观察,2018,(11).

【作者简介:于倩,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尹德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