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刚: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添砖加瓦

谭刚: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添砖加瓦

谭刚

从1991年5月来深,我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已有29年。思及过往,我想用几个“自豪”表达自己的心情:为能够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参与到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并伴随特区成长而感到自豪;为能够以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外代表人士等身份,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为能够以宣讲团成员、媒体采访人员等身份向国内外宣传、推介深圳经济特区而感到自豪。

谭刚

1963年3月出生于重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当选为深圳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第六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受聘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领军人才。主要研究经济特区创新、港澳与内地合作、珠三角区域发展。主持完成多项课题调研,参与多项决策咨询、评审工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及专著。

第一次到深圳,切身感受到这座特区城市的朝气蓬勃、开放气质和发展前景,这让我不由心生向往。

阅读饥渴与跨专业学习

在我进入大学以前的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阅读“饥渴”感。身边能够收集到的阅读书籍实在有限,偶尔能得一本书便成为非常奢侈且让人期盼的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大约在读初中时,我偶然从同学手里拿到一本《林海雪原》,真的是如获至宝,花了一个通宵读完了书,在去学校的路上又期待能够找到下一本书。现在想起来,虽然很少有机会如此畅快地读书,但这也养成了我对阅读的喜爱和对知识的渴求。

1980年,我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不错,但最终却被没有填报的重庆师范学院历史专业补录。比起无书可读的过去,大学可以说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我开始大量阅读其他领域的书籍,由此逐渐培养起自己的专业分析与研究的兴趣和能力。

大三时,我写成的一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小文章,经任课老师推荐,在学报上以补白方式发表。大四时,我的一篇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文章,被国内知名社科杂志刊登,再次看到自己手写的研究成果变成铅字正式印刷出来,这让年轻的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从大三起,我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建筑工程与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本科毕业时跨专业考上了同处沙坪坝区、隶属于建设部的重点院校——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就读建筑经济与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要真诚感谢导师何征教授,他坚持录取了跨校跨专业的我,而不是本校本系的考生。从充满人文情怀的历史专业,进入到严谨的工科院校,对我的人生发展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四年的历史专业学习,让我初步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与趋势;而建筑经济管理专业的三年学习,则让我逐步形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性视角与可操作性立场。这种跨界学习,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高校到研究院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主要为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本科生讲授建筑经济学,此外还为建筑学专业及城市规划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城市经济学等课程,同时还开设西方经济学(后来又细分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公共课程。伴随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建筑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重点分析研究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运行过程的建筑经济学逐渐受到重视。得益于这一发展窗口期,我毕业留校后围绕建筑业及其建筑经济学这一前沿新兴学科开展研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参加了不少全国性的研讨会议,逐渐在专业领域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1990年夏天,我受邀到深圳参加一场研讨会,抵达深圳后,我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年轻的经济特区果然名不虚传。通过参观考察和交流研讨,更是深切地感受到这座海滨城市的朝气蓬勃和快速发展,这让我不由心生向往。

在那之前,我的两位教研室同事已调到深圳大学,几位师弟研究生毕业后也调入深圳工作。每次与他们交谈,言辞间无一不是对深圳的赞美。朋友的所言与自己的所见,不由不让我也产生了“到深圳去”的强烈念头。

就在我琢磨怎样找到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时,经友人介绍听说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以下简称综研院)。综研院是由马洪、李灏、蒋一苇、陈锦华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在深圳创办的“思想库”,发展目标是学习、借鉴并成长为类似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高端智库。

思来想去,我觉得综研院是自己调入深圳工作的理想选择。在联系综研院人事部门后,得到答复是先要通过面试关,而面试人正是综研院的创办者之一、当时兼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及《改革》杂志主编的蒋一苇。于是在199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我如约来到蒋老在重庆社科院的住所,在面试中得到了他的首肯。

1991年5月,我调入综研院,开始了参与经济特区建设之路。

调入深圳,进到综研院,于我而言,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经济特区需要“特”

调来深圳,进入综研院工作,于我而言,实是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倘若一直在高校,身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一眼望得到头的教学生涯,跟社会的联系不会太密切。来到深圳后,身处快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从事的又是与现实问题密切相连的决策咨询类课题调研,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我对社会的全面认识了解,也有更多的机会向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学习。

到深圳后,参与的第一个调研课题是关于南油开发区的发展战略问题,牵头人是具体主持综研院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教授。每次课题内部分析讨论会,林教授总能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系统全面、同时又具有高度和深度的意见观点,让我收获良多、受益匪浅。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和借鉴,自己也逐步成长,从最初参与一般性课题,到后来陆续主持或者牵头完成多项重大课题调研,如特区内外一体化研究(2004年)、向国际一流城市叫板学习(2008年)、深圳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研究(2011年)、经济特区的新使命新探索(2015年)、开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2018)等等。

在现实调研课题之外,我还参加了院里组织的有关经济特区的理论分析与研究,最早是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1994年北京一位学者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的观点,到了1995年,就演化为对深圳经济特区的争论。当时,综研院也组织研究人员进行内部座谈、发表文章参与讨论。我当时撰写了《特区发展与地区差异》一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论证经济特区在区域发展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中的必要性,以及经济特区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对消除地区发展差异性的重要作用。除了撰写文章,我还第一次走进电视直播间,面对直播镜头,讲述了自己对于经济特区还要继续“特”下去的观点。

参与深港经济合作研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深港经济合作成为综研院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2年下半年,我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深港河套地区研究,提出利用福田保税区及香港毗邻地区共同创办“深港科技园”的设想,其中子课题成果——深港跨境穿梭巴士后来如期开通运营。此后,委托方继续组织开展一河两岸经济带、深港边界地区开发系列研究,我受邀参加了评审及在北京、香港的研讨活动。

2008年,我带着党校团队再次研究河套地区开发课题。经过不断努力,2017年初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协议,河套地区以“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崭新命名,成为深港合作的重要项目。

为迎接香港回归,推动深港经济合作,1995年11月深圳市组织力量部署深港经济衔接问题研究:由深圳市委研究室和市政府办公厅负责提交A方案,综研院提交B方案,A、B方案独立完成后提炼形成一份综合的深港经济衔接方案。经过几个月的调研与反复研讨,汇集综研院集体智慧的《深港经济衔接B方案》正式出炉。这个报告称得上综研院关于深港合作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在论证会上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我当时作为华南研究中心主任,有幸全程参加了思想激荡、观点交锋的研讨及执笔,次年又具体负责编辑了体现全院集体研究成果的《深港衔接共创繁荣》一书,B方案以附录形式全文刊出。

此后,深港经济合作成为了我一直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并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如深港合作目标模式研究(2006年)、深港国际大都会——深港合作的总体目标与主导策略(2008)、深港携手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2018)。2009年,我与综研院的张玉阁牵头,合作编著《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一书,汇集了综研院在港深都会建设方面的多项研究成果。

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作为一名经济研究者,我为能够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而感到自豪。

编写深汕特别合作区

首个五年规划

2004年,深圳市拿出多个职位公开选聘党外干部。在此之前,我因担任第二届市政协委员(1998年增补)、第三届市人大代表,参与了不少参政议政工作,相关部门推荐我参加了这次选聘工作。

经过面试选拔,2004年9月,我成为一名党外副局级领导干部,在经过半年的信访部门挂职之后,于2005年春调入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在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之外,决策咨询调研仍是自己的重要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前海计划研究(2008年)、深汕特别合作区“十二五”规划编制(2012年)、加快广东自贸区发展(2015年)、深圳实施东进战略促进东西协调发展策略研究(2016年)等。

2011年,经广东省批准,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设立。当时,我带着市委党校申勇教授团队参加投标,在众多投标者中胜出,获得深汕特别合作区“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机会。我们多次前往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前期调研,详细梳理了合作区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以及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完成编制工作并获得认同,修订后报省里批准实施。此后,我们一直保持对合作区的关注和观察。

2016年初,深圳市委六届二次全会做出实施东进战略的重大决策,深汕特别合作区就被赋予了东进尖兵的重任。随后我带领党校决策咨询部前往合作区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经党校《咨政参考》上报后,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后来我们还与市政协合作开展研究,调研报告经市政协上报后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推动了合作区发展。此外,我还利用省政协平台,在大会期间提交有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多个提案,从另一个角度帮助和支持合作区发展。

较早开展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2013年12月,深圳市委五届十八次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湾区经济构想,2014年1月“发展湾区经济”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我带着党校研究团队通过投标,获得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的年度重点课题,随后以《深圳发展湾区经济与泛珠三角合作研究》为题开展调研。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2015年初正式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三个比较重要的结论:一是深圳的东、中、西三个部分,都具有“两湾加半岛”的空间特征,有利于深圳更好地发展湾区经济;二是深圳要发展的湾区经济既不同于1.0版本的港口经济,也不同于2.0版本的科技研发型(旧金山湾)、先进制造业型(东京湾)和金融型(纽约湾),在“一国两制”与不同关税区和货币区的条件下,加之海洋经济等新业态支撑,应当形成3.0版本的湾区经济;三是在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深圳发展的湾区经济,应当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展开,也就是在一核(粤港澳大湾区)两翼(海西经济区和北部湾地区)的大格局下展开。

以这项研究为基础,我在2015年2月省政协大会上提交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广东发展新常态”的提案。2018年,我进一步就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提交提案,省政协将其与其他若干提案合并,成为当年的省长督办案,在2019年还获评为省政协优秀提案。

为参与深圳建设而自豪

2017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构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和对外开放门户,推进深圳、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基于这个背景,结合近年来我们所做的研究,在2018年1月的省政协大会上,我提交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提案。

没想到在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对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进行重大部署,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在不到三年间,国家三次点名深圳,赋予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我真心感到激动和兴奋。随后,我在2019年5月和11月,先后在市民文化大讲堂、市政协委员讲堂,做了“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的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公益性讲座,在12月市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应邀就海洋文化软实力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

在前不久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表达自己对深圳未来发展的期盼:

“回顾往昔,深圳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用40余年城市建设与特区发展的成功实践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奇迹,完成从0到1的历史性飞跃。展望未来,通过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30余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深圳将成功翻越先行示范区建设进程中的三个目标山峰,完成从1到N的历史性飞跃,继续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昂扬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跃升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取得的成绩更是令世界瞩目。作为一名学者,为能够在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参与到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并伴随特区成长而感到自豪;为能够以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外代表人士等身份,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为能够以政策宣讲成员、媒体受访人员等身份向国内外宣传、推介深圳经济特区而感到自豪;更为能够以深圳市民身份,伴随深圳经济特区一道成长而感到自豪。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