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链如何加速崛起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贸易摩擦，全球产业链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由此导致的断链风险将越来越大。产业链重构升级已经是箭在弦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超大市场规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能够为产业链转型升级赋能加力。但也需看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下，中国产业链布局仍面临巨大压力，即在高端领域中国产业升级受到欧美发达经济体阻击，在低端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被东南亚等后发经济体逐步侵蚀。并且，中国制造的创新力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那么，要做强中国产业链，就必须做好产业链备份，加快构建区域产业链；大力推动产业链创新，提高产业链层级；积极拓展内需市场，提升产业链的市场容量；借力数字经济，打开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通道。

【关键词】中国产业链 加速崛起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全球产业链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信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产业链分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

全球产业链能够顺畅运行，是建立在参与者互信共赢基础上的，要求资金、技术、产品、服务能够自由顺畅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任何节点的突发性需求、冲击或是意外风险，都将因链条各环节的不可或缺关系被不断放大、蔓延，甚至导致产业链的中断。一方面，这种风险可能来自于国家利益博弈。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后发经济体在融入全球产业链中，通过“干中学”完成一定的积累，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时，经常遭受发达经济体利润空间的挤压和产业升级的遏制。随着产业链中这种争端越来越多，就可能演化成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打破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分工格局，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涌动，全球诸多产业存在断链的风险。另一方面，这种风险可能来源于突发事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一件产品所经的分工环节越多，遭到疫情影响的概率就越大，产业链也就越不稳定。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封城、停工、隔离等措施极大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全球产业链赖以运行的基础，加剧了国家间的距离感和不信任度，全球产业链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破坏，部分产业链呈现出断链的态势。

国际上多数研究认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不亚于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持续萧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24日下调了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的预期。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大幅收缩4.9%，相比今年4月时的预计下调1.9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4%，相比4月时的预测下调0.4个百分点。未来，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可能甚嚣尘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断链尚未修补，叠加政治博弈的内顾政策卷土重来，由此导致的断链风险将越来越大。产业链重构升级已经是箭在弦上。

中国产业链重构升级能力解析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整的产业体系，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供应链条，在16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2个行业是“最长的”全球产业链，制造业总产值占世界总值的3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电子通讯机器配件、机械和自动化生产设备、家具及其相关配件、服装纺织行业在全球供应链占比超过30%；零部件制造、金属制品行业占比也超过20%，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2%，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等不断涌现，一批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产业链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和居民消费升级为技术应用带来广阔发展空间，不断吸引国内外新的市场主体进入，激发着产业链各环节的活力。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7.8%；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内需合计贡献率高达89%；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11%。超大规模市场已经取代原有的要素低成本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在20个主要行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以电子信息行业为例，中国的手机销量大约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当中国既是全球制造业的供应方、也是主要市场的时候，国内供应链与产业链首先满足国内需求，这就使得中国的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是无法替代的。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产业链转型升级赋能加力。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拉动产业链重构升级的作用越来越突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力量。近年来平台化网络组织、智慧供应链不断发展，催生了协同设计、协同制造等新模式，提升了供应链的效率和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复工复产复学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疫情防控中人群追踪、分类管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餐饮外卖等一系列减少人员密切接触同时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行业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而智能化的医疗分析技术提高了诊疗速度和正确率、降低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可以看出，相较于依赖物理空间的传统线下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依靠网络和数据空间优势体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和极大的增长潜力。尽管大多数企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部分已经借助数字经济实现智能化和线上化转型的企业却在疫情期间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中科慧远的AOI智能检测设备，极大降低了传统质量检测环节对人工的依赖程度；阿里钉钉等工业互联网企业构建形成的“现场办公不聚集、居家工作全覆盖、远程管控便捷高效、云端供给在线协同”新状态新模式，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京东物流综合运用末端配送机器人、无人机、智能仓库等物流科技，在降低人员感染病毒风险的基础上极大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可以看出智能化和线上化水平较高的产业领域不仅为疫情防控下复工复产提供了极大保障，还创造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带动经济复苏。可以预见，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将为中国产业链重构赋能加力。

但仍然需要看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下，中国产业链布局仍面临巨大压力，即在高端领域中国产业升级受到欧美发达经济体阻击，在低端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被东南亚等后发经济体逐步侵蚀。从产业链来看，大国博弈叠加疫情影响，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将更加重视由于过度分工以及过度聚集导致的潜在断链风险，重新规划自身的供应商布局，全球将出现产业链缩短和分散化、多元化趋势。所以，部分跨国公司回流、甚至是逆全球化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这些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已在东南亚等地区设立了工厂，特别是成本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的企业。未来，考虑到逆全球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之中国不断增加的制造成本，部分企业可能将大部分产能向这些地区转移。

从技术链来看，逆全球化使中国许多产业的进口环节受到冲击。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精尖产业的技术、人才、资金方面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对中美技术交流实施阻断，推动和诱导形成中美科技脱钩的局面。而中国制造的创新力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因此，中国亟需对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以提升自主研发创新水平并降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跃升，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除此之外，在全球产业链的“全球性”减弱及“区域性”增强的趋势下，如何处理中国与北美、欧盟等西方国家产业链中心之间的联系、建立并拓展中国主导的亚洲区域内产业链，也是未来中国产业链布局需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产业链的强链之路

做好产业链备份，加快构建区域产业链。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应主动构建多层次产业链以实现更多样化的开放模式。新的开放战略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即通过完善升级国内产业链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并重视国内、国际大循环之间的互动。

一方面，中国企业仍然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竞争，本土企业可以主动借助全球市场的竞争效应，积极依靠“竞争促进创新”和“竞争中学习效应”等机制渠道，实现全球市场竞争驱动型的中国产业链水平升级模式。本土企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的同时，需要不断提高产业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对于不可替代性强的高依赖度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新的替代渠道，开拓供给来源，做好产业链备份。例如汽车行业，中国企业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选择多家供应商，尽量将供应商配置在全球不同的区域以分散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加关注区域产业链的构建。近10年来，全球产业链参与度增长最快的区域是亚太区域，中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链主导国家，中国和日韩、东盟、南亚产业链关联度比较高，并且该产业链自我循环完整。未来中国应加强亚洲产业链整合，尽早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年内达成，加速要素更大范围自由流动，打造亚太统一大市场。同时，还需加快构建沿“一带一路”的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可以将一些在国内非核心的制造业生产模块外包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后发经济体，充分利用其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中资企业则致力于开发核心技术模块，形成中国“智”造优势。

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形成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新产业生态。尤其是要加快区域产业链集群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根据不同产业链长短优化布局。产业链长的适宜在全区域多点布局建设网络化集群，产业链短的则适宜集中建设集群基地，通过区域的垂直整合，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性完整产业链中心。并以集群化发展为根基，加速全球产业战略重心向中国的转移。中国可以利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辐射作用，将产业链向中西部和东北部延伸。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产业合作，适度替代全球产业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实现中国产业链区域空间布局的系统整合优化。

大力推动产业链创新，提高产业链层级。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这说明既要推动创新链高效服务产业链，又要实现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调整创新战略，实现从“模仿创新”到“原始创新”的模式转换。从模仿创新走向原始创新是以产业链为主线构建创新系统的必由之路，促进其链式反应形成新产业链条，加速技术系统变革，实现技术—经济范式变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当前，亟需解决行业反映突出的专用设备、材料、工艺等共性问题，跨越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死亡之谷”。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创新。

二是创新发展模式，由以区域集中规划向以产业链集中规划的创新模式转化。传统以区域集中规划的创新模式忽视了上下游产业间技术耦合关系，导致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无法突破，仅仅实现了区域政策统一下的创新促进，无法实现产业整体创新。因此，以产业链为主线构建创新系统，就要以产业技术链升级为导向，精准挖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技术需求，集中规划和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实现产业整体技术升级。

三是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耦合。坚持上下游联动，做大上游带动下游产业链生成，做精下游稳定上游产能规模，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大企业在产业链、创新链中的主导作用，支持集中产业链力量整合提升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着力解决跨行业跨区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合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组织构架创新，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创造产业链的民族品牌，加快推动品牌升级，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链品牌在全球的竞争力。

积极拓展内需市场，提升产业链的市场容量。传统的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全球经贸关系不确定性的国际背景下已经略显疲态。消费和投资处于产业链两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既是疫情背景下有效应对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扩大内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快释放新型消费和传统消费的潜在需求。培育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消费，扩大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消费，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壮大起来，注重消费品质、消费体验和消费便利程度的升级。挖掘传统市场的增量需求，开拓多维度的“场景触网”，大力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促进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发展。同时，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实现“消有所保”。

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关键性作用。合理扩大有效投资规模，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把这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弱项加快补起来，把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壮大起来。围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挖掘投资新热点，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发展，促使制造业实现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带动新型服务业快速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加大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加大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力度，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的美好生活。

借力数字经济，打开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通道。利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供应链信息搜集平台，可以有效解决企业购买或者销售物资渠道缺乏、物流受阻的问题，推动上下游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转动起来，为重构产业链提供大环境支持。

应鼓励企业加快推进“互联网+”向“智能+”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全链条、全渠道、全领域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实现数字技术在供应链管理、生产控制、销售客服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并根据自身业务创新数据资源应用范围和价值实现方式，促进数据流和产业链高效运行，支撑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合作，促进具有数据建模分析及应用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提供高附加值服务，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除此之外，还应大力提升产业链业务协同水平，政府应完善支持产业数字化的专项政策，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畅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渠道，降低企业信息成本，缓解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数字鸿沟难题以促进产业链间业务协同水平；还要加快构建协同、开放、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将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智慧城市、农业、交通、能源、教育、医疗、制造、金融等行业深度融合，促进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链的融合升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AJY01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志迎：《中国创新50人笔谈》，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②韩晶、朱兆一：《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理论学刊》，2020年第1期。

③刘志彪、陈柳：《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重组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④蓝庆新、窦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