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古希腊文明与华夏文明（3）

（二）空间上的同异

两大文明的空间舞台表面看有明显的差别。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在大河流域，也就是在亚洲两条最长的河流长江与黄河的广阔冲击平原之上。而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区域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希腊半岛。

希腊半岛三面环水，背依着巴尔干半岛，是山岳的王国，境内山地面积占80%。古希腊人生活的区域分布在希腊半岛上的平原、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小亚细亚半岛沿岸，以及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南端。所以从表面看，古希腊人基本都生活在海边，好像和农业联系很少，这也造成了十九世纪欧洲史家很大的误解。他们没看到的是，虽然希腊地理环境与大河流域相差甚远，但古希腊各邦都建在小河流域之间，或有丰富泉水的地方。从一点来说，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别是大河流域与小河流域的差别，并不纯然是海洋和陆地的区别。

但是古希腊的许多沿海城邦的确与海洋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的航海的功能比华夏文明要突出一些。古希腊人会更多地进行航海活动，但是这种航海活动并不是什么冒险的活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罗盘，他们不敢去到外海去冒险行驶，所以都是在他们居住的区域里，沿着海岸线，以岛屿作为地标进行活动。

（三）经济上的同异

经济是文明的基础，在地理环境存在同异的基础上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个文明的经济形态。总的来说，两大文明均处于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农耕和金属器阶段，因此经济形态大体上是一致的，可以定性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为辅的共生性经济形态，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农业为主，手工业、商业为辅。关于古希腊经济怎么定性，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古希腊是以工商业为主的文明，是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与大河流域那些黑土文明、黄土文明形成强烈的对照的观点。其主要原因是十九世纪西方的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家对古希腊文明的误解，比如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著作当中就坚定地认为，古代东方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是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一种静止的文明，土地束缚了文明创造者的视野，所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是重复性的劳动，以土地为生，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而古希腊人面对大海，大海的波浪裹着人类对冒险与探索的要求，所以古希腊是冒险的商业民族。这种观点直到二十世纪初仍然很盛行，当时剑桥大学编写的《剑桥古代史》中提出，古希腊的经济领域，工商业起决定作用，农业也主要为市场生产，受市场竞争法则的制约。在社会政治领域，工商业者构成社会极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经常联合下层民众，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内支持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制，因商品的平等交换促进人的平等；对外则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同对手展开激烈竞争。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倡重商主义。总之，工商业利益冲突是解释古代西方内外冲突的一把钥匙。

但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碑铭学等材料的积累，对文本史料的重新审视，对旧观点的深刻反思和验证，西方学者对涉及古希腊经济性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新的著作不断问世，一个普遍的重新认识就是古代与近现代有质量的差别，农业才是古希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古人最基本的财产形式。在这些新著作中，剑桥大学教授芬利的《古代经济》一书最引人注目。他认为，研究古代经济不能从现代概念标准出发，否则便导向主观臆想的歧途。古希腊的基本经济关系是发源于农民经济的家庭或家族关系，因为古希腊的史书中记载的每一个城邦内部斗争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和债务。而古希腊各个邦划分公民的身份、等级的衡量标准是持有者土地上的收入，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不存在近现代的世界性市场或重商主义。这种新反思被西方史学界所广泛接受，古希腊文明原来也回响的是农业文明之歌。

但是两个文明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是在古希腊，奴隶劳动得到比较广泛应用。而古代中国有奴隶制，但在生产领域所用奴隶很少。另一方面是古希腊各邦公民都免税，不必承担人头税、农业税、大型工程的劳役负担。但古希腊公民有着非常规性的变相税负，就是所有男性公民都是公民兵，遇到战争需要自备步兵或骑兵的装备给养上战场。另外，富人在必要时，比如国家的制造战舰、举办庆典或戏剧演出等公共活动，需要进行所谓的“社会捐献”，这实际也是一种非定制的财产税。

（四）政治上的同异

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又可以说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国家，早期都是以国王为政治轴心的君主制国家。区别在于在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古希腊普遍发生贵族革命，绝大多数国家废除了君主制，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一种国家形态，也就是城市国家，简称城邦。这在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因为中国从古代开始到辛亥革命之前都是奉行君主制。虽然在先秦时期也出现过贵族革命，但最后都是推出一个新君主来替代旧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