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共治办好家门口的“关键小事”

激活共治办好家门口的“关键小事”

共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由一项项居民行动构成,又体现于居民身边一点一滴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改变。以获得感和参与感持续驱动社区共治,以制度稳定性维系参与积极性,当一个个“我”成为“我们”,由“十指张开”成为“握指成拳”,社区的治理势头就会越来越好。

小物业,大民生。作为本市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小事”之一,《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将满周年。其推进效果如何,又为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从媒体报道来看,成效很大,但仍有不少问题待解。总体而言,全市一万多个小区的物业管理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参与积极性有所提高,治理合力加速形成。数据显示,本市物管会组建率、物业服务覆盖率、党组织覆盖率均达到约9成。但另一方面,物管会成立了、物业引入了,并不意味着百姓身边的一系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就能够迎刃而解,“停车难”怎么缓解、加装电梯何时实现、老化设备谁来维修……种种物业类问题仍是12345热线的投诉重点。如果说这一年来,随着《物业管理条例》的扎实落地,众多“长期失管小区”实现了有人管,那么如何实现管得好、让大家住得顺心,仍是有待探索的治理课题。

“小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统观这些年北京大城精治的一系列探索,“目光向下、重心向下”可谓鲜明思路。通过推动治理资源下沉,为基层赋权赋能,同时调动更多力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日趋完备。实施《物业管理条例》,探索“社区自治”,正是对这一思路的生动实践。特别是当下,随着城市更新步伐加快,群众诉求愈发多元多样,同一社区乃至同一单元里,各户对于生活环境都有着不同期待。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对接老百姓的“家门口”,个中利益冲突、矛盾纠结往往难以协调。“存量”问题未解,“增量”课题与“变量”考题叠加,这也决定了基层治理单元必须越切越细,变传统的“自上而下”,为“上下协同”,通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强化问题导向,激发主人翁意识,用共治的力量破解难题。

共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由一项项居民行动构成,又体现于居民身边一点一滴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感”与“参与感”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以扎实服务回应民生诉求,以民生获得感激发共治意识,进而提升民众满意度。比如,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问题,不少社区采用物业服务“先尝后买”模式,以优质用户体验凝聚治理共识,在“先尝”两三个月后即顺利过渡到收费服务阶段。再如,某小区物管会做实入户调查,根据需求设计改造“菜单”,居民由衷感叹,“物管会是管咱自己的事儿,咱自己还能置身事外吗?”心理学研究表明:提升用户参与感,有助于增加其满意度。当改什么和怎么改都由居民自己决定,大家的参与感、获得感增强了,治理效率和满意度自然提升。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对基层治理来说,激发共治力量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维持住这份参与治理的热情。一段时间以来,社区自治进程之所以屡有反复,一在于共治意识难以持久,一旦新鲜感退去便又回到围观状态;二在于共治实践缺乏效率,开会讨论“议而不决”,过程轰轰烈烈、结果不了了之,容易让人心生疲惫。破解现实困境,需要物管会、业委会等社区自治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议事规则,拿出认真较真的劲头,为共商共治寻求“结果”。比如,某小区物管会制定的规则,不只规定了开会频率、到场人数等,更重要的是明确委员分工,并赋予其事项签字确认权。建章立制、明晰权责,让议事有的放矢,让共治更有成效,也会反过来提升参与感,形成“越共治、越获得、越参与”的良性循环。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优化基层共治,党建引领是破题之要,也是我们工作推进的一条基本经验。很多时候,利益掣肘、僵局难破,不是各方没有“坐下来谈”的意愿,而是缺少“向前一步”的推动力。在党建引领的大背景下,社区干部能“牵头”、敢“扛事”,党员居民不避难、作表率,“来头多”“意见杂”的基层治理格局就有了“主心骨”。行动最有感召力,党员干部为民生冷暖辛苦奔波,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拧成一股绳,由一个个“我”成为“我们”,由“十指张开”成为“握指成拳”,社区的治理势头就会越来越好。

有人将社区治理形容为“内外兼修”:外,即做好硬件更新、功能重组;内,即培育社区意识、共治意识。“内修”跟得上,“外修”自然就有了保障。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美好家园的期盼有多迫切,对于治理思维的焕新就应有多主动、多自觉。以获得感和参与感持续驱动社区共治,以制度稳定性维系参与积极性,当越来越多人将身边事视作自家事,从居住者变成治理者,建设美丽家园又何愁缺少坚实力量?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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