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日出东方的曙光

劈柴胡同产生了北京一大代表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几名北京大学学生利用暑期办了所补习学校，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刘仁静教英文，为准备考大学的学生补课。

1921年6月的一天，他们接到一封上海来信，原来是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发来的，要求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派谁去上海出席一大呢？时间紧迫，征求李大钊意见后，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决定在补习学校开会，推选参会代表。

李大钊是北京党组织公认的领导人，但他当时身兼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正带领北京八所高校的教职员开展索薪斗争，活动异常密集，实在无法抽身去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另一个主要人物张国焘，多次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担任“南陈北李”联络人，得到大家的一致推荐。

第二名代表选谁呢？有人提出选邓中夏或者罗章龙。邓中夏要组织7月1日前后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高君宇、黄日葵也表示要参加南京年会。罗章龙也以工作忙、不可分身为由辞谢。最后，大家考虑到19岁的刘仁静掌握了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人称“小马克思”“舌战理论家”，加之英语水平很高，可以做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就推选他参会了，这连他本人都没想到。

时至今日，劈柴胡同已改名为辟才胡同，悠长的小胡同也变身为宽阔的通衢大街，那所暑期补习学校的旧址更是无处寻觅。辟才胡同推举一大代表的旧址虽然踪迹不见，但红色的历史记忆永远留在了这里。

《谢觉哉日记》的神秘符号

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长沙共产党小组发起人之一的谢觉哉，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ＯＯＯＯＯ之招。”

31年后，谢觉哉再次忆起这件事：“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老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说：“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这5个“Ｏ”，表示的就是“共产主义者”的意思。

当时45岁的何叔衡正被军阀赵恒惕通缉，他刮去了胡须，头戴一顶遮阳帽。28岁的毛泽东中分短发，身着蓝布长袍，手执一把雨伞。趁着暮色，两个人在长沙城西湘江小西门（又叫德润门）码头，登上戴生昌轮船公司开往武汉的小火轮。就在这条船上，毛泽东巧遇湖南一师同学、好友萧子升，他正要取道上海回法国。

小火轮沿湘江、过洞庭湖、停泊岳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汉口，在那里他们转乘招商局的大轮船继续向东，驶向上海。一路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与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萧子升发生了不少争论。比如萧子升不愿以牺牲来换取后代的幸福，但毛泽东回答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实现不了。萧子升说他能等那么久。毛泽东则说时不我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

轮船终于抵达上海外滩十六铺招商局大达码头。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安排下，毛泽东等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私立博文女子学校，准备参加党的一大。

李大钊为什么没出席一大

在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纷纷奔赴上海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留在了北京，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一大呢？

1921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拖欠经费已经3个多月了。不得已，3月13日，北京大学召开教职员大会，讨论决定自次日起，全体罢教。第二天，国立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一起实行罢教。15日，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等5所学校的教职员也开始罢教。16日，这8所学校（以下简称“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每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实现“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薪修（工资）”两项基本条件作为斗争目标。

教育总长范源在北洋政府国务会议上，提出八校教职员请愿要求的筹付教育经费问题。会议议决：自3月起，由交通部、盐务署每月分筹25万元交教育部，分期陆续拨付之前积欠的60万元。因为国务会议没有提到教育基金问题，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拒绝接受。4月8日，因交涉无望，八校教职员实行总辞职。4月30日，国务会议接受八校教职员方面关于教育经费议定办法的修正意见，加入了有关教育基金的内容。

5月2日，李大钊主持联席会第25次常会，通过了“留职宣言”等决议，索薪斗争似乎胜利在望。当校长们前去交涉取款时得知，教育部又反悔了，就连原来答应的一个星期内发放的3月份经费，都得等到5月20日才能支付，理由更是荒唐：近期支票无法签字。接下来的几天，校长们跑国务院、教育部，不是主事人不在，便是公事忙不接待。无奈之下，八校校长再次提出总辞职。可北洋政府倒打一耙，责备八校教职员不按时复课，薪金“暂行停发”。6月3日，10余所学校师生四五百人冒雨到教育部门前请愿，但总理靳云鹏拒不接见。争执中，卫兵将蒋梦麟、马叙伦等10余人打伤，李大钊也在混乱中受了伤。六三流血事件后，全国各地教职员、学生纷纷声援北京教职员和学生，北洋政府这才感到棘手，表示筹拨200万元证券存放银行作为教育准备金，八校临时费用按1919年预算拨付。

7月28日，各项办法一一落实，八校校长通电复职，宣布校务恢复原状，9月1日开课。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胜而告结束，但李大钊因此也没能出席党的一大。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