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打倒了洋教条

1943年，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党校校长彭真请毛泽东为大礼堂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挥毫泼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今天，在延安北关小沟坪的中央党校旧址，依然看到这四个大字被刻在四块方石上，高高地镶嵌在大礼堂正门上方。

实事求是，是各级党校随处可见的校训，是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曾经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

从留苏派讥讽“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到延安时期打倒“洋教条”，认识到“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饱含着共产党人的智慧，也饱含着血的教训。

八路军某部战士在学习整风文件。

青年毛泽东的探索

毛泽东最早见到“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时，还是一位师范生。1916年，湖南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匾额，将其悬挂于讲堂正门。彼时，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经老师杨昌济介绍，利用假期时间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

岳麓书院门口的“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做学问认真踏实，学风务实。当年的毛泽东大概不曾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实事求是”作出创造性的新解释，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

1926年下半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迅猛兴起。党内高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也有人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众说纷纭中，作为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先把事实弄清楚。

1927年，他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正是在实地考察中，他看到了新的天地，认识到“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此行之后，毛泽东迅速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这篇报告无疑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可惜，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普遍接受。1927年，照搬苏联经验、坚持城市暴动的共产党人，蹚过尸山血海后，终于在血雨腥风中认清：俄国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最早摸索到这一点的还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攻打长沙严重受挫后，这位34岁的青年勇敢地立足失败的现实，毅然选择“上山”做一个“革命的山大王”，在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用行动告诉全党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康庄大道。然而，没有在苏联学习过马列“真经”的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在马列原著中找不到出处的新道路，让人们接受并不容易。自诩为“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等留苏学生，执意坚持“城市中心论”，还给毛泽东扣上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大帽子。结果，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血洒湘江。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礼堂题写的“实事求是”石刻。

窑洞里诞生的“两论”

青年毛泽东的探索，正式转变成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并第一次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那时党内还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锦霞说，“举个例子，王明在延安经常到处演讲，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哪句话出自马列著作的哪个版本哪一页，信手拈来，当时不少延安的年轻人都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

毛泽东与王明恰恰相反，就连晦涩难懂的哲学，他也能结合实际化难为易。1937年，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讲到“矛盾”的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瓦匠正在屋顶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正是在这样讲课的基础上，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毛泽东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实践论》和《矛盾论》。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

王锦霞告诉记者：“‘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也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认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毛泽东还用一副对联给主观主义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态度尖锐又不失幽默地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与此同时，党的队伍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全国党员只有3万余人，到了1940年已经激增至80多万人。这些新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往往没有完全入党。

为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帷幕。

《改造我们的学习》手稿。

延安整风后的新面貌

1944年7月30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提到：“模棱两可，空话连篇，特别是有些人不是为了清楚明白地表达而引经据典地用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话，吓唬人或卖弄学问，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笑话。”

同样在参观团的《新民报》总主笔赵超构则在报纸上感叹：“延安打倒了‘洋教条’，所有工作人员都从实事中建立朴素的理论……他们以为一个大学生学习英美式的经济学，不若精通边区的合作社和骡马大店。”

两位中外记者眼中的“实事求是”之风，正是延安整风后的新面貌。

这场持续三年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的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改造运动。如何教育？如何自我改造？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中，仅有六七篇是关于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深入实地、学习调研的结果。”

的确，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必须下马观花。“跑马观花是看不清楚的，只有下马才能看清。”1941年下半年，随着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沛然兴起。

1942年1月，张闻天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以及晋西北的兴县等地。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后，他在著名的《出发归来记》中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

陕甘宁边区靖边县适合养羊，但年年有羊瘟，老百姓损失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县委书记惠中权下农村，钻羊圈，亲自到两个没死过羊的养羊户家里调查，最后以“如何养羊和发展羊”为题，完成了一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发表在《解放日报》。1942年，毛泽东亲笔题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赠与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

一年后，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被镶嵌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门口。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为大会纪念册题词，仍然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八个大字。与此同时，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鲜为人知的是，就连蒋介石也多次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正面评价。谭虎娃告诉记者，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说“现在全国士气低沉，但‘共匪增强，到今天还能苟延残喘’，其力量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又评价整风运动“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他甚至还在国民党内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其中就包括《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然而，蒋介石的“反省”和“学习”已经无法拯救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政权。

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前，为使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字免遭破坏，党校师生将四块石刻从墙壁中取出，埋入地下。新中国成立后，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办起了延安师范学校，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又挖出了这四块石刻。如今，四块石刻原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而毛泽东的题词，写入党的理想和信念，传承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1943 年，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毛泽东题词“实事求是”。图为中央党校礼堂。

【追梦启迪】

毛泽东第一篇被翻译到国外的文章

湖南渌水河畔，醴陵市东正街30号，有座古殿叫“先农坛”。1927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来到这里——醴陵农民协会所在地。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27年1月、2月，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的农民运动。

在韶山，毛泽东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滚。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成群结队地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爷只好听便。在先农坛所在的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乡里王”的土豪，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让毛泽东兴奋不已。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位于武昌的住所，白天外出，夜晚伏案，很快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民是“革命先锋”。

3月5日，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报告的部分章节，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也发表了部分章节，但很快就被停发。幸好，当时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读到了这篇报告，他将文章交给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并连夜亲自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就这样，1927年4月，毛泽东的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了单行本，一时间广为传播。报告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翻译并介绍到国外的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早期范例之一，正如英文版编者按所说的那样：“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采访札记】

坚持实事求是，无往不胜

凤凰岭、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寻访延安的一个个旧址、一孔孔窑洞，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看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看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着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寻，最终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带领曾经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站在了世界面前。

1978年，当中华民族走到历史的转折点时，又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我们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不是别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开辟的独一无二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

回顾历史，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道路就越走越宽广，事业就越来越红火；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困难和挫折就会接踵而至。展望未来，新时代，新征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必能攻坚克难，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