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日出东方

1921年7月23日夜晚，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仲夏之夜，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之夜。晚上8点，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这是一栋坐北朝南、充满浓郁上海特色的单开间石库门房子，石头做的门框、实心厚木做的门扇，显得简约、结实。房子的主人就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小楼的客厅秘密召开了。

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进行详细讨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19岁，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恰好是毛泽东的年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一袭长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除了担任会议记录外，只作过一次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的发言,却给与会者留下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印象——他“很少发言，但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7月30日夜幕降临后，除了周佛海因为腹泻没有来，大家刚刚在长方形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准备讲话时，从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

李汉俊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匆匆退出。

马林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听了简要的介绍，秘密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大家迅速离开李公馆，只有李汉俊、陈公博留在那里没走。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由于撤离的匆忙，抽屉里有一份改得一塌糊涂的党纲草案，巡捕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连看都不看。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一番后，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

巡捕搜查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会议不能继续在这里开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但也有人认为杭州比较繁华，容易暴露目标。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妥当，于是决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红船从南湖启航

嘉兴历史悠久，秦朝时称由拳县，三国时吴国设嘉兴县。大运河通航后，嘉兴兴旺发达起来。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由于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又得了个“鸳鸯湖”的雅号，苏轼赋诗赞道：“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

在南湖湖心岛上，矗立着一座小楼——烟雨楼。登楼远眺，烟雨茫茫，如临仙境。由于乾隆皇帝御驾临幸，南湖声誉鹊起，慕名前来游览者日众，人们乘画舫游南湖欣赏朦胧之美。画舫是骚人墨客对南湖较大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丝网船”。这种船前舱小巧、中舱宽敞，围桌而坐还是很舒服的。

第二天早上，代表们乘沪杭铁路的快车前往嘉兴。由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刚刚经历一场虚惊，陈公博和新婚太太李励庄在大东旅社受到凶杀案的惊吓离沪去了杭州，他们都没有去嘉兴。10点多到达嘉兴，代表们在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画舫。

这天上午11点多，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散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下午，天气渐渐转晴。突然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因为昨晚的经历，大家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艘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虚惊一场。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明确党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鉴于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决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可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明确“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在组织问题上，提出“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机构，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最后，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中胜利闭幕。正如党史大家胡乔木所说的那样：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